退役体操冠军,直播“擦边”之后中国新闻周刊
很多人对吴柳芳的印象,停留在1年多前的那场争议风波里。
2024年11月,她因为长期拍摄画风“清凉”的短视频,被同行指责后引发全网热议。
当时,有人认为她给体操队丢了人,前国手不该做这些。也有人认为,她也曾为国争光,退役后有权在合乎法规的范围内“谋生”。
风波发生后,很多人习惯性将吴柳芳与“擦边”联系在一起,吴柳芳的账号被“冷处理”了一段时间。
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风波前,她到底经历过什么。
吴柳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体育领域转战互联网,是家庭出现变故的无奈之举。事件的发展,风波的发酵,自己始料未及。
“当时,我一度不敢出门,怕被别人扔臭鸡蛋。”吴柳芳表示,当下自己决定换一种“画风”重新自立。
以下来自吴柳芳的口述:
“很少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决定当互联网主播,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
至今我有时还会怀疑,难道我从2019年就选择错了?
2013年我从国家队退役,2014年根据政策获得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到2018年毕业时,我面前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第一条路是自主择业,可以一次性领取一笔退役费。
第二条路是想办法争取留在省队,后续可能有机会当体操助理教练,不领取退役费。
在当时看,我觉得体育市场很活跃,有前景有发展,自己可以多闯闯。更重要的是,家里要改善生活,我那退役费一分不少,全给家里买房凑了首付。
拿到钥匙,一家四口挤在只有70平方米的新房里时,我开心极了,因为从小到大,我家都是租房住,没法洗热水澡,还经常有老鼠出没,这下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家了。
完成买房这件“人生大事”后,我信心满满来到杭州的一家体育公司开始第一份工作,从事“体操进校园”和相关公益活动。合同期两年,第一年月薪4000元,第二年涨到6000元。
工资不算高,但因为专业对口,爸妈都很为我开心。
吴柳芳(右)在杭州工作期间参加“体操进校园”活动 图/受访人供图
可一年后,环境就变了。老板遇到了难处,公司业务“停摆”了,工资一直是“不催就不发”的状态。
两年合同期满,我就离开了,但我不敢让自己“空窗”太久。为此,我一边重新寻找体操教练工作,一边系统学习一直热爱的舞蹈,考下了舞蹈教师资格证。如果体操教练不行,我还想看看舞蹈领域有没有机会。
恰好,杭州附近的一所体校当时在招体操教练。体校告诉我,要先签合同上岗,编制要等机会。
可我在这家体校工作了2年,最终也没等来编制,月收入比第一份工作还低一些。
到了2023年,我觉得等不起了。
我父母都是裁缝,两人开的小门店近几年来生意惨淡。弟弟小我10岁,刚考上大学还没有参加工作。全家几乎只有我有稳定收入,有些时候我拿出本就不多的月薪支援家里,自己的生活也会变得紧张,需要借贷周转。
刺痛我的,是第二份工作期间的某个假日。我回柳州看父母。我爸在车站接到我后,直接领我去了医院。母亲躺在病床上,刚刚完成恶性肿瘤手术,化疗后头发基本掉光了。
我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这些事爸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多次逼问,看病到底花了多少钱,我爸妈死活不肯说。但我有预感,家里肯定是出现了个“大窟窿”,没有几十万,也有十几万。
此后又有一次深夜在家,我看我爸在台灯下愁容满面,拿着一堆信用卡账单来回算账。原来,为了给我妈看病,他是向不同银行借贷,每月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还钱。
我看到其中一张账单,单月还款利息就超过1200元,内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钱如果还不上,“利滚利”会让“窟窿”越来越大,甚至变成个无底洞。
这个“窟窿”又该怎么补?我在外地体校工作,月收入只能勉强满足自己的生活,实在想不出什么赚钱的方式了。
我甚至想过,要不要赶快去跳舞赚钱。如果就去家附近的夜场跳,是不是能赚钱快一些?
考虑再三,我决定离开体校,转型做互联网主播。看上去,这条路上也有很多人获得了成功。
对于我而言,这或许是最有可能直接“改命”的选择了。
发展到这一步,始料未及
为了转型,我先去广州面试了几家机构,又经朋友推荐,和浙江一家公司签了主播合同。
合同规定,短视频部分,我可以先自己根据兴趣和意愿创作拍摄,但直播场数、时长需要满足一定要求。合同没有保底收入,一个月能挣多少,要看粉丝打赏多少,外加要看涨粉情况,是否有流量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