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他甚至联群结党，不择手段丘成桐

我也见过很多早熟的年轻人，一夜成名，却往往因一念之差开始沉沦。

在我的指导下，有另外一位学生读书读得不错，毕业时解决了我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的第一步。由于我的提拔，他受到了数学界同行的重视。但几年后，他开始发表充满漏洞的数学文章，又依靠剽窃来获取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很快他就沉溺在虚伪的生活中，兴趣也从学术研究转到追逐名利。他甚至联群结党，不择手段地去欺负年轻学者。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数学的前途。看了媒体对他的宣传，我才对孔子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至于他何时才能迷途知返，从既得权力的巅峰返回，做一些踏实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有趣而又可悲的问题。在这个浮华和追逐名利的社会，这需要无比的勇气，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向张益唐学习。所以，我们必须牢记正途，并坚定不移地去追寻真理。

从这个故事看来，过早成名往往需要更严格的自律。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无知家长的期望，可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光明前途。

家长大多望子成龙，却常常没有顾及孩子成长时，除了学业和道德的教诲外，还需要有良好的伙伴，并得到年轻人应有的乐趣。

从前有一个才二十岁的年轻人跟我做博士后研究。刚开始时，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年龄。他的工作也算出色，和我及其他博士后一同发表了一篇还算不错的文章。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在家里不停地尖叫，被警察带到精神病院去了。我才了解到他的情形：他在马来西亚长大时，极负盛名，十二岁中学刚毕业，就到加州理工大学读书，三年后完成学业，又到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这是很多家长羡慕的年轻人。但他进医院后，只有他的妹妹来看望他。据他妹妹说，他学业进步太快，没有任何朋友，连父母都没办法跟他交流。过了大半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我感到很失望。他的父亲还继续对他施加学业上的压力。他回到新加坡后，过了两年，竟然自杀了。我为这件事感到极为惋惜。

所以我总想奉劝家长们，在教导小孩时，不宜操之过急。要让孩子们多交一些益友，让他们知道生命的乐趣。

在我的学生中，有堪称一代大师的，例如在斯坦福任教的孙理察。我和他一同成长，互相勉励，他的学问深受我的影响，我也从他那里学习了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学识。华裔学生还没有他这个水平。但是，李骏和刘克峰都在数学上有极重要的贡献，比我上述的在玩政治时呼风唤雨的学生贡献大得多。

当时李骏在上海参加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数学竞赛，得到第一名。我孤陋寡闻，当李骏来美国做我的研究生时，我没有特别注意到他的辉煌历史。直到我从上海来的外甥指出有这么一个天才时，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他循规蹈矩，严谨治学，我送他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跟我的一个老朋友学习代数几何。他脚踏实地学习两年后，现在已经是这个学科的带头人，他做的工作比我那个出名的学生做的工作重要得多。刘克峰也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博览群书，不仅在几何上取得杰出的成就，也对弦理论有关的数学有很大的贡献。

除了我自己的学生外，我也看着一些用功的年轻人成长，其中有复旦大学的傅吉祥、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的几位年轻的数论学者和最近在清华大学的李海中。他们做出了国际一流的工作，这使我感觉很兴奋。尤其是田野在数论上的工作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在与众多高手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拿到三年一次的晨兴数学奖金奖，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得到金奖的人。数论在他从前读书的大学已渐衰微，但由于兴趣，他坚持了下来，完成了内地学者这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工作，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比田野年轻的徐浩刚毕业时，我担任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以等同助理教授的职位聘请他四年。他很努力，解决了弦理论数学上的重要问题，今年得到了晨兴数学奖银奖。晨兴数学奖由十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大师评审，其中有三位大师是菲尔兹奖得主，其他都是美国、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院士。这两位得奖的年轻人的成绩都值得我们庆贺。

急于求成往往失败，而坚定不移地学习始终是做研究的不二法门！

艾萨克·牛顿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许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巨人是站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巨人的肩膀上！任何想要获得成功的人，都必须学会向前辈学习。如果不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很难相信我们能够取得超越他们的成就。要知道，在他们的年代，这些巨人也曾经被认为是天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几代天才刻苦钻研所积累起来的成果。

我相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商人，他们应该在创办企业之前学习了解他们所经营的行业的基本概况。决策的制定要快而果断，当然前提是事先做过充分彻底的调研并集思广益。所以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思路和新的方向，只有如此，才能胜人一筹。我们应该知道，创新基于广泛的知识、开阔的思维和辛勤的工作。我们应该学会从不同的来源汲取知识，包括我们一直没有涉猎的那些科目，并且以无比的毅力和耐心向伟大的目标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