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去世了知识分子

哈贝马斯去世，最近这两天我也被连续刷屏。他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去世是当代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哈贝马斯在世时，可能是当时在世的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哲学家，影响巨大。他3月14号去世后，我看到无论是思想界还是主流媒体，都有报道。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读过他的书，研究过他的思想。

哈贝马斯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出示护照，以此证明自己是欧盟公民。图源：Wikipedia

有刺猬般的理论体系，但又不与现实世界隔膜

我本人也在2001年哈贝马斯访问中国时，有机会和他当面接触。那一年，哈贝马斯应邀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的学术机构和大学做演讲。我当时受到世纪出版集团的邀请，参加了上海七八位学者和哈贝马斯的内部座谈。哈贝马斯有德国学者的严谨，就像他的文章一样。他当时先讲了一个小时，很有激情。我当时很有幸，刚好坐在他正对面，多次和他眼神交叉。我发现大人物首先是目光和常人不一样，目光如炬，就像我80年代见到梁漱溟先生一样，有圣人气象，目光比一般人明亮得多。

2001年4月，哈贝马斯访问上海，作者参加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座谈会时请哈贝马斯签名

但哈贝马斯的眼光并不严厉，有一种包容和亲切。那次主要是对话，哈贝马斯也特别希望听到中国学者的意见。当时我们提了差不多十二个问题，哈贝马斯笑着说：“看来你们都是深思熟虑而来。”但一个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从容，全落在他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后来主持人打断大家提问，说要不要让哈贝马斯也了解中国，让哈贝马斯提一些问题，我们来回答。哈贝马斯说，他刚刚和汪道涵先生见过面，问题都问完了，你们还是继续问吧。

但后来他还是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当时哈贝马斯在思想上的主要论敌是左翼、后现代，像福柯、德里达。所以哈贝马斯问我们：“中国现代化发展这么快，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会接受欧洲的后现代理论？”他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很有意思。

哈贝马斯的确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提倡交往理论，不仅说说而已。就我们亲身经历来看，他在和中国学者交往中，体现出包容、倾听的风度，是很多大师没有的。后来我们要求合影，我也和他有一张合影，他都非常愉快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我阅读学者的著作、理解其思想，有一个习惯，就是了解他的生平。从他的生平中，你会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我前两天又看了看他的生平，注意到一个以前没注意的经历：他担任过记者。也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种媒体人的气质。

如果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学者有两种：一种是刺猬，成体系的；一种是狐狸，发散式的。哈贝马斯是最典范的刺猬型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有一个庞大、非常严谨的体系。但一般有体系的哲学家，通常是活在他自己的理论世界里，和现实世界比较隔膜，但哈贝马斯不一样。

哈贝马斯非常敏锐。我想这就和他做过记者有关。他对国际思想界，对国际大事，都有非常敏锐的判断，比如911事件。16日晚上上课时，我还提到哈贝马斯当时在法兰克福书展大奖的演讲词中说：“911事件触及了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这个判断非常准确。包括后来他对基因能不能造人的问题，也有他的看法，认为这最后实际上是宗教和哲学的终极性问题。他对这几年欧洲的各种政治事务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哈贝马斯让我敬佩的是，他既是一个大理论家，同时又接地气，这很少见。如果就理论本身的程度而言，在欧洲、美国，能和哈贝马斯比肩的应该不是个别。但哈贝马斯有这么大的名声，除了他是哲学家，还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最有影响、关注度最高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想他的去世成为全球媒体、思想界现象级事件，就和这种气质有关。

生于纳粹时代，死于川普时代，一生守护启蒙

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和他的老师辈作比较。他的老师辈也经历过纳粹，有很强烈的反思，像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这些人。

这和直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有点不一样。对那段时期有反思，但这个反思是有一定的距离感和隔膜感的，和直接痛心疾首的上一代人的反思不一样，更有一种有距离、建设性的感觉。看哈贝马斯的著作，像阿伦特那样直接反思纳粹的不太多，这不是他主要的命题。但后来他所要构建的各种包括公共领域、公共交往、宪法爱国主义，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是为了防止纳粹再出现，怎么建构一个理想的、制度化的欧洲，这是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

但非常遗憾的是，哈贝马斯虽然生前应该也算风光无限，但等到他去世前的这两年，我看到有一些关于他的回忆，都讲到他晚年非常孤独。因为这几年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整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和他所期待的那个理想愿景，越来越遥远。特别是他的妻子去世后，我看有人提到哈贝马斯长期陷入绝望，感觉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在解体。所以他最后的心情可能不太好。但我一直在想，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到底有没有价值，不能从短期来看。思想，特别是哲学，它被证伪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要用长期主义的视野来看一个哲学家提出的理论体系，不是短期能够证明的。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当年提出的理想——各个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套国际秩序当年被打得粉碎，被凡尔赛和约打了一记耳光。但二战以后就实现了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哈贝马斯也是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来盘点一下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对今天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究竟还有些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这几个：一个已经谈到的交往理性；另一个是他关于公共领域；第三个就是他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也许我们可以一一看看他的这些核心思想，对于当下的世界、对于今天的中国，意义在哪里？

现在人都很现实，在检验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时候，通常是检验他的这套理想是否可能。这当然是一个维度。但一个大思想家的思想，一个维度是否可能，这是要在长期主义的历史岁月里去检验它，甚至这个长期主义超过了一个自然人的生命长度，可能要几百年。

另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纬度叫“可欲性”。可欲性和可能性的区别，是这个理想是不是值得追求。很多理想和构想，刚刚被一个思想家提出来的时候，周边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认为不可能。但他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它，最后实现了。有点像马云说的那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因为可能性是在于更多的人不断地追求它，觉得是值得追求的、有可欲性，创造了条件、创造了机会，最后从不可能转为可能。这就是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不一样的地方。

再换一个角度说，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有意义吗？值得我们追求吗？如果值得的话，这个可欲性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我对哈贝马斯的喜欢，最重要是喜欢他对启蒙的论述。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在哈贝马斯去世当天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贝马斯生在納粹年代，逝於川普年代，中間靠他撐起了一片啟蒙時代。”这是大家怀念他、追念他的重要因素。因为今天很多人是从启蒙走过来的。

在我看来，哈贝马斯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来守护启蒙、发展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但这个理性到了二战以后就受到了挑战，理性变成了所谓的神话。去年我到德国，应邀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哈贝马斯的老师霍克海默、阿多诺，包括后来他自己都在那里任教过。当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是有批评的，作为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启蒙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但他们说的启蒙更多的是工具理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整个所谓的启蒙运动就有一个异变，变成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后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重要使命就是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很大的病灶。

沟通与理解是人类超越AI的价值希望

但哈贝马斯不一样，他认为启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方案，即怎么理解启蒙理性本身是可以发展的。所以他对启蒙提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交往理性。通过人的自由的交往，用交往理性来继续启蒙的事业。这恐怕是哈贝马斯影响最大的贡献。进入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后，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处于不同的群聊、被算法支配，多多少少都进入了信息茧房。

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几乎都相信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有时候和与自己不同价值观、分享不同信息源的人在一起，觉得没法讨论，系统性地没法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真的要放弃对话吗？还是哈贝马斯说的启蒙的最后一个阵营——交往理性，依然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有效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启蒙和理性有关，但传统的启蒙观念是强调主体性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个理性有一个所谓理性的主体，然后又有一个“小目标”。但到了二战以后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哈贝马斯重启了理性。第一，他从追求目的转向了理解，这是一个转向。第二，过去的理性更注重本质主义，但到了哈贝马斯这里，更注重程序、过程，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什么样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交往理性。我2001年向哈贝马斯提的问题，就是把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做了一个比较。在罗尔斯的正义论里，还是有些实质正义，但哈贝马斯说的正义，更多的是一套程序。在这点上，他这套理论受到很大的挑战：当时哈贝马斯在讲交往理性时，他设想了一些理想的交谈语境。这个理想的言说语境有几个设定。这些设定在今天是否受到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