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八百多年前冤死的岳武穆南仁博客

岳飞的冤案，已经八百多年了。虽然宋朝皇帝早已经给他平反，中国人也能在正月里用鞋子抽秦桧等奸人像的脸，我依旧心里百味杂陈。八百多年来，人们总是怀念岳飞父子，但依旧没有真正明白冤在何处，更也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来彻底终结类似的大冤案，好像英雄的流血的伤口从未痊愈。坦白地说，所谓平反，杭州岳庙，秦桧跪像，百姓的耳光，只是一个情绪宣泄工具而已。八百多年来，中国人看清楚这种冤案发生的机制，也就没有建立一个防止这种冤案无限循环发生的体制，悲剧其实一直在循环发生。

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你稍微留心一下中国人三千年的历史，我相信大家都看到的历朝历代都发生的类似悲剧，只不过苦主和罪犯换了几个名字而已。说得更直白一点，中国人一直在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来坚持不懈地消灭自己最优秀的儿女，而且很多时候是连根拔除。很不幸，我能随口说出的不完全名单就有一长串，比如说韩信，彭越，蓝玉，檀道济，岳飞父子，于谦，熊廷弼，袁崇焕，孙元化，林彪，说得沉重一点，这就不是简单的岳飞个人问题，或者仅仅是宋朝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怎样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最优秀的人才，才能顺利发展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样的问题，我真的觉得中国是很难进入现代社会的，即使你有手机电脑网络人工智能。一个人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许只是个人认知的缺乏。一群人不去想，应该是愚昧。一个国家，整个民族，没有人去注意去研究去防范这样的不断重复的冤案，这就是民族之殇，国家的自戕。

在中国，现在对这个冤案的主流看法是宋朝的主和派对主战派的谋杀。其实，这个结论过于粗糙，是一种典型的中式思维非黑即白的脸谱化结论，缺乏逻辑论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和平谈判和战争都是必不可少的两种策略。这两种策略，都应该被视作护国救民的两种必要手段。二战中，美国的行为就是典范，他们在战场上对德日毫不手软，但同时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和谈不是卖国，而是探讨低成本非暴力的一种解决方案。不过，以哪种策略为主，哪种策略为辅，的确是决策人或者机构应该深思熟虑地去权衡。当自己的一方在战争中有利的时候，多提一些对己方有利的条件来议和，是自然之理。很简单，只有宋朝的军事实力能够抵御金军，才能维护真正的和平，更何况金国不是一个守信用的野蛮部落呢。但是，中国古代对这些概念是有逻辑上的错误的。翻开史书，中国古代经常有主和的一方对主战的一方喊打喊杀，或者主战的一方要砍主和一方大臣的头，都是自乱阵脚的愚蠢行为。例如，当辽国入侵，寇准提出诛杀言和的朝臣。这是根本策略上的错误，幸亏宋真宗没有完全采纳，只是答应御驾亲征，提高士气。同样，秦桧主张和谈，这本身不是错。但是，他为了自己议和，主张谋杀岳飞，这就是对国家民族犯罪。这样的逻辑同样适用于赵构，即使他是皇帝。我没有读到岳飞主战的同时主张诛灭言和的朝臣的言论，应该说明岳飞是很懂是非的。像赵构这样，金国的军事威胁还迫在眉睫，他居然戕害能打败金国主将的岳飞，实在是愚蠢至极。虽然赵构后来没有被灭国，金国也没有抓住机会灭宋，应该是赵构运气不错。当然，平心而论，赵构似乎不是昏君。类似的情况下，崇祯冤杀了袁崇焕，彻底摧毁了自己的长城，后金就及时抓住时机，灭掉了大明。在帝制下，一个帝王的愚蠢行为，足以导致身死国灭。崇祯吊死煤山，是蠢死的，根本不值得同情。退一步讲，即使帝王怀疑自己主将有谋反行为，一个聪明的帝王，往往是在主要的敌人被元气大伤，或者被消灭之后，才会跟自己的将帅争权，对将帅进行肉体消灭。比如刘邦，为了非刘姓不得为王，先后冤杀韩信彭越等人。朱元璋也是在天下大定，才开始杀戮有大才能的功臣的。帝王用这种消灭自己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的方法，是为了维护自己一家之私的皇权，确实很多时候对皇权很有利。但是，这样的理由和行为是阻碍或者摧毁一个民族进步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皇权要杀害忠于，殚精竭虑地保卫自己的将军，这不是误会，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回忆简单一下，岳飞是一个怎样的优秀的人。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劫掠，岳家军纪律严明。这是类似于现代军事意义上的后勤思想，也是动摇敌占区的民心强大思想武器。在冷兵器时代，岳飞面对金国优势兵力，自已孤军深入，被十二道金牌强制撤军，岳家军毫发无损地完整撤回来，这本身就是名将之光。其实，在古代冷兵器战场，以步兵为主的一方，能够安全带领部队脱离战场，是凤毛麟角。檀道济需要唱筹量沙，欺骗敌军才能安全撤退。恒温北伐成功，但撤退时被敌人尾随截击，军队损失殆尽。慕容垂的儿子在参合陂惨败，也是退兵过程中疏忽，被北魏袭杀。岳家军对金军，还有技术上的创新优势。金军引以为豪的铁浮图，岳家军可以用利刀巨斧砍马腿的方法破解。在当时，几乎所有其他的宋军的胜利，都是守城而取得，无法跟金军正面对抗。张俊拒绝渡过长江作战，也是笃定自己的军队无法同金军匹敌，更有甚者，宋军主帅杜充直接投降。但是，岳家军可以主动进攻金军，岳飞北伐，属于宋军的逆风翻盘，反败为胜尤为可贵。这是岳家军在兵器和士气上的双重优势，更是其他的中兴名将无法比拟的，其他宋军只能在守城中挫败金军的进攻，无法主动打击金军，更不用说主动追击，占领金军的城池了。岳家军的骑兵部队，一样可以同金军对垒，更是其他宋军是望尘莫及。这种军事力量，即使不能直捣黄龙，但收复失地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金军还无法稳固占领区，北方抗金的民间抵抗组织还很多，宋朝在民心上占优。岳飞的作为军事家的实证，还体现在他剿灭洞庭湖杨幺匪患上。本来，岳家军是陆战劲旅，根本不善水战。但是，岳飞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在水战中统筹帷幄一样表现优异。宋军好几年都无法剿灭的杨幺，岳飞几个月就将他们清除，还壮大了宋朝水军，永绝匪患，成为南宋的可靠后方。其实，杨幺除了阴险狡诈，还有地利和器利的优势，他的车船战舰不仅仅是大，还速度快，有抛石机等先进武器。岳飞能剿灭这群横行数年的悍匪，实属不易。后来的南宋张世杰，也是陆战忠臣良将，但他统领南宋水军，战绩乏善可陈。跨军种做主帅，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水军这样的技术兵种。

岳飞的个人修养人品也是顶尖的，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人。岳飞前妻或许是因为生活所迫，改嫁给韩世忠手下的士兵，韩要将她送回给岳飞。岳飞不忍心拆散别人，还好心送她一大笔钱，帮助其养家。四川的吴玠看岳飞清贫，还送美女和财物，岳飞笑拒，杨再兴杀了岳飞的弟弟，岳飞爱其是一员猛将，没有报复，还提拔重用，放弃私仇为国家保留人才。

岳云和张宪，都是能独当一面的猛将，可惜被同时遇害。这就说明，赵构的用心在于摧毁岳家军的主要架构，而不仅仅是因为苗刘兵变而产生的恐惧阴影，应该是他积心处虑的决策。后来，韩侂胄北伐失败，同样是被史弥远在朝堂刺杀，首级还被送金朝，作为求和的凭证，估计是参阅谋杀岳飞议和的案例。所以，即使不是金国勒索，要求宋朝议和的条件是杀岳飞，也可能是赵构为了取悦金人，同秦桧合谋的自毁长城的行为。

可惜，岳飞越是优秀，赵构对他的猜忌越深。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到现在根本没有总结到的中国历史的奇点。帝制和集权。是残害中国的千年不死的病毒。在帝国里，谋臣武将越是有能力，这样的人职能性分权也会被视作谋反的迹象而招来灭顶之灾。这不仅仅是岳飞父子之殇，还是中国历史之殇，至今未愈。

现代文明定义的国家和社会，是建立在管理社会的权力架构是公有的，虽然财产可以是私有的。中国的帝制和集权，做的是背道而驰,社会管理模式，管理社会的公权属于彻底私有化。在这种社会，所谓天授神权-帝制，都是实行社会管理权限的绝对集中私有化。在汉语里是这样表达的，乾纲独断，定于一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模式，正常运行都需要对皇权的极端忠心，所以，一旦临阵，有将帅跟皇帝意见分歧，即使是职能性的分权 ，典型例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很快被视为谋反的征兆，导致杀身之祸。比如说，岳飞的北伐，收到赵构退兵的指令，但还是无法马上收身撤兵，导致十二道金牌，被怀疑不听皇帝命令，要谋反。岳飞在宋朝士气低落，接连大败于金国的情况下，能够以劣势兵力逆风翻盘，转而主动进攻打败金国，就是历史上少见的军事家，非常值得珍惜的帅才。类似的战例，林彪以低劣的武器打败日本精锐之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日本自甲午以来对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永远值得中国人铭记。但是，一旦皇权对将帅疑心，所有的岳飞的优秀能力，都是被怀疑有能力谋反的铁证，这就是国家管理权被私有化容易产生的的悖论。此时此刻，皇权要消灭的不是真正的入侵之敌，而是殚精竭虑地保家卫国的军事统帅。所以，岳飞如果不造反，只有死路一条。从秦桧等人罗织的罪名来看，岳飞本人拥有的战无不胜的能力就是在谋反证据，这样的“莫须有”

就是有，即使没有任何一支岳飞的部队起兵反对宋朝。类似的例子，就是林彪在四平不听命令，直接撤退保全部队，也导致皇权的怀疑。广为宣传的所谓“占锦方是大问题”，好像林彪军事部署有问题，其实是掩盖皇权疑心的笑话而已。中国社会司法独立公正？平心而论，宋朝还是有一点司法公正的。主审官何铸以前对岳飞不满，研读卷宗后也认为岳飞无罪。何铸良心未泯，不惜得罪秦桧，辞官不做，并没有被打成岳飞死党或者岳飞反革命集团。但是，帝制加集权的统治模式，必然导致司法无法独立，更也无法真正公正。这种体制下只会驯养绝对忠于皇权的私心，也必然产生很多制度制造的坏人，求官求财地诬告。岳飞冤案里面的张俊，王贵，林彪案件的陈毅，罗瑞卿，杨成武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岳飞的冤案，远远超出了所谓司法公正的范畴，这也是后人需要仔细分析，牢记的民族失败的教训。

多说两句。或许，很多人寄希望于所谓民意或者舆论支持。但是，长期的帝制社会，对中国人的残害深入骨髓，往往导致民意被强烈颠倒。不得不说，任何一个中国朝代，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相信皇帝是金科玉律，对于被皇帝贬斥或者杀害的人，都是打心底地鄙视。

这既是他们知识水平底下，认知能力不足的表现之一，也是他们获取的信息被严格过滤，形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服从权势奴性的应有的表现。而且，中国古代很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认知超常的优秀人才，总是被冤杀，或者被灭族。这种逆向淘汰的结果也只有一个，中国人的平均认知能力是下降的，不是上升。所以，在袁崇焕被凌迟的时候，无数北京人花钱买他的肉吃，还无比兴奋，感觉是超级爱国行为。历史学家也说，当岳飞父子冤死的时候，杭州百姓也是一片欢呼，圣上英明。岳飞被平反，杭州同样一片欢呼。即使到了现代，中国人还是一个德行，林彪父子殒命，很多中国人表现跟古代愚民一样。这种情绪化的反应，是对理性的直接谋杀，更为甚者，袁崇焕死后，江浙一带出了很多话本，惟妙惟肖地编造袁崇焕是如何勾结后金。岳飞底下的将官，比如王贵等，还编造岳飞谋反证据。林彪的同僚，手下，如陈毅，陈赓，伍修权，钟伟等编故事，妄图从人品上证明林彪从小就是坏人。从本质上讲，这是制度化的将人性之中的恶扩展放大，为了忠心而恶意诽谤民族最优秀的人。人性是自私和丑恶的，中国古代依赖个人修养和良心来追求公平正义是不可靠的。中国社会这种所谓明君的期盼，远不如杜绝公权私有可靠。对英雄人物追求完美人性，是一种从个人恩怨来描述国家大事的错误做法，掩盖的是制度缺陷。而且，制度上的建设，良好的效果可以超时代。与其痛恨昏君，还不如杜绝帝制和集权，从而彻底根除中华民族谋杀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的这种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