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之：慢慢来，不要着急杨建邺

杨武之结束了厦门大学一年的教学后，就准备全家迁往北平到全国著名的清华大学任教。他们途经上海时，杨振宁的母亲因为分娩，而且生下的女婴立即就死了，因此身心都需要休息，一时不能成行。杨武之只好一个人先到北平，杨振宁和母亲就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1929年10月，杨振宁母子在周培源先生的陪同下，乘津浦路火车来到北平。周培源也在芝加哥大学留过学，1928年杨武之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时，周培源于加州理工学院读完博士学位后去欧洲学习。1929年周培源也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杨武之托他路上照顾罗孟华母子二人。

到了北平以后，杨武之一家住进清华园西端的西院19号。这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个四合院。在这所全国知名的学府里，杨振宁度过了他一生最幸福的八年时光。这八年对杨振宁一生的道路应该说影响深远。

杨振宁曾回忆说：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的回忆中是非常美丽的、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是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一所职工子弟学校，在清华园当时的校门(现在称为“二校门”)西边，叫成志学校。杨振宁在这儿读了四年小学。

他的朋友多是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儿子，如数学家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数学家郑桐荪的儿子郑师拙、郑志清等。杨振宁除了学习成绩优秀以外，在玩上也自有一套主张，充满了冒险精神，让一群孩子十分佩服。他当时的外号叫“杨大头”，也是这帮孩子的头。

那时，清华大学生物系有几排大金鱼缸，每隔一定的时候，这些鱼缸会搬走进行清理，这时一帮孩子就会乘这个难得的机会苦练自行车的本领。在每两排鱼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小沟，大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他们就沿着沟骑车。这种骑法需要有极好的技术，车子不能弯行，弯了就会跌倒。杨振宁的车技超群，每一次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驶过小沟。他还觉得不过瘾，又玩出一个花样：让只有4岁的杨振平坐在把手和座位之间，然后沿小沟行驶。

有一次，杨振宁带着弟弟行驶在小沟中时，车子忽然倾斜倒下，两人都从车上摔下来，杨振平摔得不轻，左额头撞到沟的边缘上，撞开了一个口子。杨振宁这下可吓坏了，连忙把弟弟带到医院，找到医生止血清理伤口，然后把弟弟带回家，还专门给弟弟金钱酥吃，哄弟弟不要告诉爸爸和妈妈。但这种事如何能瞒得过大人呢？杨振平说：“那次大哥好像挨了一顿骂。”

除了会玩，杨振宁的学习成绩绝对地好，而且在清华园里已经小有名气。学习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1933年秋，杨振宁考上了崇德中学。崇德中学在城里西单绒线胡同，是一所教学质量享有盛誉的教会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共有六个班，每个班只招50名学生，全校共有学生三百多名，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是住读。杨振宁的家离学校比较远，因此是住读，每周周末才能回家一次。解放以后这所学校改名为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

在崇德中学，杨振宁受到了良好的中学教育，他不仅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且在国语和英语方面也得到良好的训练。

杨武之是一位颇有人文精神的教授，对于教育儿子很有心得。杨振宁对此曾深有感触地说：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十一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初中一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印象最深的是G.H.Hardy和E.M.Wright的《数论》中的一些定理，和A.Speiser的《有限群论》中的许多space groups的图。因为当时我的外文基础不够，所以不能看懂细节。我曾多次去问父亲，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然给我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杨振宁在学习上优秀的表现，尤其是数学上表现的异禀，杨武之早有察觉。当时数学系的助教陈省身经常到杨武之家里做客，他在回忆中写道：“杨武之教授经常提及作为小学生振宁的聪慧，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武之对朋友谈起杨振宁时，常常高兴和赞赏地说：“1928年我回国时，振宁6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

1935年在柏林访问时，杨武之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上，亲笔写下了一句话：“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璃”。杨武之还给振平、振汉和振玉分别取字为：仲琪、叔勇和稚温。

但杨武之并没有拔苗助长，而是全面加强振宁的素质教育。

杨武之这种“慢慢来，不要着急”的教育思想，以及重视人文科学教育的理念，正是杨振宁身心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基础；他日后辉煌的科学成就和高尚的人格与其父的正确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0年，杨振宁还以自己这一亲身的经历，给一位马来西亚华人学者罗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事情起因于这年秋天杨振宁收到罗先生的信，说他的儿子罗章雄非常聪明，12岁已经高中毕业，是一位天才少年。他希望把12岁的孩子送到大学去深造。

杨振宁接到这封信以后想了很多，聪明的孩子到底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想到自己幸福的少年，也想到了世界著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不幸的生活。于是他给罗章雄的父亲回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罗先生：

我收到您9月20日的信函。

我期望章雄能成功地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然而，我强烈地感到，如果他不能进入的话，您不应该认为那是件坏事。

既然这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我想展开我的看法。章雄现在非常年轻，没有理由去着急。我在新加坡和您谈论过关于诺伯特·维纳的经历。请阅读他的自传《曾经是神童》。维纳曾经是个聪明的儿童，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父亲曾经给他施加压力，结果如何呢？他虽然是一位才智超人、出类拔萃的数学家，但是在有些思想行为方面却很不成熟，就如同一个孩子。他在自传里深深地显示出对他父亲强烈的愤恨。

维纳还讲述了一些与他一起在哈佛大学的聪明孩子，并描写了他们以后发生的故事。他们以后几乎每个人都有非常不幸福的生活，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

也许我可以告诉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新加坡见到章雄以后，回想起我的童年。我念数学的时候还是在小学。我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他意识到我在这个学科里是有天赋的。在我12岁的时候，如果他教我演算的话，我确信我会学得很好并且喜爱它。但是，我父亲没有对我向这方面施加压力。在我11岁和12岁时的暑假，他从大学里请了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来给我补习《孟子》。他晓得人的一生是多方面的，他知道他儿子的数学不需要过早地去催促。我深切地感激他的明智。

我要给您的忠告是：让章雄像正常的孩子那样发育成长，不要过于急迫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给他施加压力。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漫长的人生旅途，尤其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年纪，在心理上和学习上要保持全面、均衡的发展。

我还认为，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他的事迹，可能对他的将来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它会引起压力，对他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

罗先生，概括地说，我看不出对章雄急求成才有什么好处，而我看得出拔苗助长是有严重危险的。

您真诚的杨振宁

199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