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当年在中国东北的暴行水煮历史

历史不能忘记：苏军当年在中国东北的暴行

1945年8月9日零时1分，苏军出兵150万，越过中苏边境，向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当时的留在东北的60万日本关东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无法抵挡苏军的坦克机械洪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关东军即告惨败。苏联红军控制中国东北全境，直到1946年7月，苏联红军才全部从东北撤走。苏联红军累计在中国东北停留达10个月以上，这10个月内，东北民众无不见老毛子而恐慌，而外号“老毛子”的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犯下了磬竹难书的暴行。

1945年冬，留苏归来、通晓俄语的红军、八路军著名将领卢冬生任东北民主联军哈尔滨卫戍司令和松江军区司令员。12月14日晚卢冬生在一次会议之后，乘车返回驻地时，发现有苏联红军士兵当街抢劫并强奸妇女，卢冬生下车后严令禁止，并要提出对肇事的士兵给予通报并军法从事，恼羞成怒的苏联红军士兵害怕事情暴露，当街开枪打死了卢冬生，殃年年仅37岁。

事件发生后，中共立即与苏军驻哈司令部沟通，要求严惩罪犯，苏军司令部马上下令抓捕那几个士兵，但却一直没有追查到那几个枪杀卢冬生的凶手，据说苏军士兵已经连夜逃往苏联。我党我军的一位著名军事将领就这样惨死在纪律败坏的苏军士兵之手，实在令人愤怒和惋惜。当时我党为了中苏关系大局，求助苏军协助我们占领东北，就没有进一步追究此事，但是历史上欠卢冬生将军一个说法。

像卢冬生这样的高级将领都被苏军无辜杀害，我们就可以想象东北普通老百姓的遭遇了苏联红军在东北城镇里烧杀掳掠，无差别在大街上对中日妇女施行强暴，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

苏军疯狂掳掠东北境内的金钱和资源，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洗劫了972座工厂，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

苏军把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拆运而走，丰满水电站惨遭劫难；搬走鞍山、本溪钢铁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闻名于世的鞍钢，被苏联红军掠夺之后，连一根铁钉都无法生产了；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一空。

大量机械设备被运往苏联

8月28日，苏军仅从长春伪中央银行中，就提走库存大量满洲币7亿元，各种有价证券总值约75亿元，黄金36公斤，白金31公斤，白银66公斤，钻石3705克拉。苏联人从日本人的高级家具，到中国市民的收音机、座钟等什么都抢。有老人回忆说，连农民的黄牛也往火车上赶。苏军在东北大肆抢夺各种物资，砍伐了大量的森林木材，霸占中东铁路，把工厂的设备和资源拆卸后运回苏联。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期间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有很多赃物是由大连出港，运至海参崴，转载至苏联。哈尔滨和大连之间铁路交通，由苏方严密守卫运用，载运其战利品，海上和陆路交通一片繁忙景象。苏联政府这种强抢豪夺，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行为激起了全球共愤。据当时美国国务院一份调查显示：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掠夺资产总值相当于当时价值50多亿美元，造成经济损失20多亿美元。

当时中共和国民党正在争夺东北，行政管理出现真空，也间接给了苏军机会。苏联红军在撤军前交给国民党和中共的只是一座座空城，一片片废墟。虽然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后，给予我们巨大支持，但是苏军在1945-1946的暴行并没有得到清算，时至今日，杀害卢冬生将军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苏联已经解体，但是历史没有解体，对那段历史，我们中国人不应该忘记。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的开启未来。

我因“污蔑苏联红军”被划为“极右”，冤屈22年

我生于1935年，1957年被罗织罪名强行扣上“右派”帽子，遭受22年的屈辱折磨。

回想自己被迫害的过程，更加认清了其中的荒谬。

我家世代居住在沈阳市南塔村。南塔村的位置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顺着大南街往南，过了大南边门再南行五里左右。我就在此地出生、读书，解放后考入技工学校，毕业分配进入沈阳无线电机械厂做技术员。

1957年的整风，还邀请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我一直也没提出什么。后来整风转变为“反右”，批判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是“反对苏联，破坏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原因是这位同事说过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时，曾大肆抢劫掠夺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和物资，还强奸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等等。

主持批判会的人替苏联红军的暴行辩护说：“那些做坏事的士兵不是苏联红军，而是被俘虏的俄国白匪军，因为战事需要，就吸收他们参战，这些人恶性不改，才做了坏事。”

那年我虚岁23，本来不想发言，但听了主持人的辩解，觉得他说的不合逻辑，就反驳他。我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经过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时俘虏的白匪军当年20岁，到1945年已经48岁了，他还能参军打仗吗？”

我这一问，登时把主持人噎哑巴了。此人恼羞成怒，转而对我来了。他们反右班子就说“得研究研究陈树祥”，于是他们批判我，说我“替右派分子辩护，污蔑苏联红军”。他们给我扣帽子，反倒激发了我要较真。我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的恶，我亲眼看见过。东北的老百姓谁不知道？

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苏联红军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他没死。大家就重新把他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蔡家兄弟就被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

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苏军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恶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奸污更多的妇女。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处死，这是为什么？正义和公道何在？

我的发言正气凛然，大家听了都暗暗赞同，可是迫于主持人的压力，谁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主持人讲不出理，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用虚假的声势压我。可是我一直不服。

他们自知理亏，可又不肯放过我，最后给我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但因为我技术过硬，在技术上他们离不开我，决定把我“留厂监督劳动”。这一监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华，并且老婆儿女和亲属都受株连，受欺压，那些苦楚一言难尽。一直到我平反之后，连道歉都没人给我道过一句。

实拍1946年苏军占领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