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不如娼妓的时代最爱历史

作为辽朝皇室之后，耶律楚材的家族在金朝倍受优待。17岁时，耶律楚材本来要因门荫得官，成为中央部门的干部，但他没有到任，而是放弃到手的官职，跑去参加科举考试。从小学习汉文典籍的耶律楚材靠实力通过皇帝的当场考核，从地方官做起，进入官场。

可见，这是一个不愿意走捷径的学霸。

耶律楚材臣服于蒙古大汗后，依然不改其执拗的性格，在蒙古军疾风迅雷般的征伐之中，苦苦寻找中原衣冠的生存空间。他为蒙古帝国“定税赋，权宣课，分郡县，籍户口，理狱讼”，为推行汉制殚精竭虑。

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史称元太宗)通过“忽里台”大会，正式接过蒙古汗位，即将对苟延残喘的金王朝发起最后的冲击。

在窝阔台大举进犯前夕，南渡开封的金廷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廷试放榜那日，状元李塘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上街头，开封的老百姓照例群聚围观新晋进士游街，即便在江山风雨飘摇之际，科举考试仍是举国关注的头等大事，仿佛士子的得意春风可以吹散黑云压城般的蒙古大军。

蒙古灭金后，北方科举陷入停滞，儒士的地位急转直下。

历经数十年的征战，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文化已经产生新的认识。

一方面，信奉“长生天”的他们崇敬世间能与神灵“沟通”的宗教人士(蒙古人称为“孛额”)，因此形成一种宗教优容政策，善待佛、道两家，尤其尊崇全真教为首的新道教，僧、道可“优免赋役”;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尚未完全接纳中原汉制，对儒家不甚重视，许多儒士在战乱之中四散飘零，甚至被掳为奴，北方士民“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

为此，耶律楚材忧心忡忡，上书建议窝阔台重启选官制度，恢复儒士身份。

耶律楚材画像。图源：网络

1238年(元太宗十年，也是农历戊戌年)，在耶律楚材的极力主张下，蒙古大汗窝阔台下达诏令，宣布实行“戊戌选试”。

按耶律楚材的设想，诸路先通过考试，甄选儒士，尤其是“被俘为奴者”，通过考试可免除奴隶身份，免掉征徭杂役，获得与僧、道一样的地位。当时，通过选士的儒生有四分之一曾陷于奴籍。

接着，耶律楚材进一步要求为这些儒生“开辟举场，精选入士”，也就是举行科举考试，授予官职。

元代士人认为，耶律楚材为蒙元做出的贡献之一是“设科举”。但“戊戌选试”没有按照耶律楚材的计划进行，而是在筛选出儒户后就戛然而止(“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因此，只能算是蒙元时期恢复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失败尝试。

不过，由“戊戌选试”确立的儒户制度，成为蒙元一代的定制，至少让很多儒士免于蒙古人的蹂躏，也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

耶律楚材救千万儒生于水火之中，晚年却遭到蒙古权贵的猜忌，他恢复科举的宏愿始终无法实现。耶律楚材失势后忧愤而死，天下士子“莫不茹泣相吊”。

耶律楚材塑像

元朝设立儒户，免除儒户的赋役，却没有给儒生提供跨越阶层的好出路。

蒙元一代，朝廷用人最看重“根脚”，也就是出身。

在游牧民族特色的贵族政治下，出自好“跟脚”的蒙古人、色目人无疑是权力核心层的宠儿，但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低，执政能力差，连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务都做不好。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当时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就连执笔签字都不会，于是在象牙或木头上刻上花押来代替签字。

国家交给这帮人，肯定乱成一锅粥。

科举停废期间，蒙古统治者仍然需要大批掌握掌握文化知识的儒士，来负责各级政府的实际运作，于是有了“岁贡儒吏”的制度，规定各地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儒士，由他们充当各衙门的吏员。这些儒吏成为帝国中底层官员的主要来源，甚至有一部分可以跻身朝廷高官。

但是，贡吏制度充满不确定性，也没有公正的选拔制度。除了少部分儒生能够以吏入官，更多读书人上进无门，只能一辈子混迹于社会底层，甚至成为社会上最穷困潦倒的阶层。

在没有科举的日子里，元代儒士“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但这些儒生经商比不上商贾，种田比不上农民，干活比不上工匠，好一点的出路就是进官府打杂，真的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

儒生被蔑称为“老九”，正是在元代科举停废时期，所谓“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叠山集》卷二)

这是说，儒生的社会地位列于十等中的第九等，仅比乞丐高一级，比妓女还低一级。

与黄金家族中的长辈和兄长相比，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比较尊崇儒学的帝王。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重用大批熟悉汉法的大臣，如刘秉忠、许衡、郭守敬、王鹗、王恽、董文炳等，并设立翰林国史院，颁布一系列兴学诏令，广泛搜罗前代图籍。

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权。儒生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也许是希望他能进一步尊儒，恢复科举制度。

元世祖画像。图源：网络

重新开科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关科举行废的讨论再度展开。赞成者认为，科举为“先朝典故，最为切务”;反对者则以科举为“无用学”，甚至提出“金亡于儒”的不利舆论。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的重要谋士许衡出任国子监祭酒，遭到科举支持者的抨击。

许衡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师承程朱理学，却崇尚“实学”，包括天文、历算、医学、农学、律学等，像这样的实用型人才，一向得到忽必烈器重，而支持科举的儒生大多死守章句，不通实学，对许衡十分不满。

支持科举的大臣想利用忽必烈对佛教“崇教而抑禅”的态度，来弹劾许衡，鼓吹科举，便将儒与佛相提并论，上书说许衡那一套都是歪门邪道的“禅”，科举才是正统的“教”。

殊不知，科举支持者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而不是儒生的空谈，这种诡辩更是惹得他龙颜大怒，当即召集朝廷重臣廷议。

朝臣议论时，忽必烈对汉人大臣董文忠说：

我听说你每日诵读《四书》，也是个道学家啊!

董文忠是蒙元开国功臣董俊之子，他的哥哥董文炳也是元初猛人，被忽必烈尊称为“董大哥”。

董文忠喜好儒学，却不支持恢复科举，便回复道：

陛下常常说：“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海内之士这才逐渐知道要从事实学。臣如今每天所诵的是孔孟之言，但不知道什么是道学，只知道俗儒守着亡国的旧习，想要推行他们的学说，以此来迷惑陛下，这不是陛下教人修身治国的本意。

史载，董文忠说完这番话，廷议就被忽必烈叫停。

忽必烈在位时，关于科举的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姚枢、许衡、王恽、杨恭懿等大儒都被卷入其中。师承关学的杨恭懿提出一个折衷的主张，一方面赞成恢复科举，另一方面建议改革考试内容，罢黜词赋，改成考“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

直到忽必烈去世，大臣们多次动议恢复科举，但所拟方案都没有付诸实施，此后的成宗、武宗也曾下诏议行科举，但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