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全球第二大发达国家,经济恐负增长变局TheChanges
美国、以色列本次袭击伊朗,或重创日本经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油价飙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冲击,让日本可能面临能源风险。资本市场已经反映恐慌,东京日经225指数6个交易日大跌10.4%。据日本媒体,若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日本GDP可能缩水3%。
日本曾经长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已经滑落到第四,按照当前趋势,近年可能要跌到第五,被印度超越。
日本去年12月披露的人均GDP换算后约3.38万美元,如果后续人均GDP与GDP总量预计跌幅一致(下跌3%),那人均GDP将跌到3.2786万美元。
在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已低于香港、台湾、澳门和北京,略高于上海(2025年人均GDP 3.2026万美元),上海2026年GDP增长目标5%左右,这意味着上海人均GDP也或将超过日本。即便日本GDP下跌3%最终没有发生,按照近年各自的增速,上海人均GDP也将或早或晚超过日本。
当前,日本经济的深层困境远比数据滑落更严峻,日本已经陷入“滞胀”困境,政策空间极小。即将开启的新一轮加息,旨在抑制通胀,却有可能让日本经济负增长风险更大。
观察日本,更重要的意义是引以为鉴,思考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如何避免陷入“日本式困境”。
日本货币政策左右为难,加息恐加剧“负增长”
日本过去长期执行超宽松货币政策,2024年3月开始,日本进入加息周期,近期,日本央行行长表示,还将继续加息。市场预计加息可能在今年3月或4月。
日本加息的原因,是为了重回货币正常化(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执行负利率),也是为了对抗通胀压力。
然而,在当前时点,中东冲突可能拉低全球经济增速,加息或加剧日本经济负增长风险。
从内部看,加息旨在抑制通胀,但会直接抬高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抑制投资与消费需求。日本经济本就内需疲软,加息可能进一步压制本已脆弱的复苏动力。
从外部看,中东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而日本进口原油约95%来自中东。油价飙升直接推高日本进口成本和国内物价,加剧输入型通胀,还会恶化贸易条件,加剧日元贬值风险,形成“油价涨——日元弱——进口更贵”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潜力会进一步受损。
因此,日本央行陷入了典型的政策两难,若为抗通胀而加息,会压制内需;若为保增长而维持低利率,则通胀和日元贬值压力更大。在中东冲突这个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下,加息犹如“雨天收伞”,可能同时面对通胀未降、经济先衰的风险。
吸取日本教训,中国应坚持能源供应多元化
日本的困境,在战术上可以部分避免。
日本资源匮乏,依赖进口原油是无奈之举,但几乎单一仰赖中东供应,则是明显犯错。
究其原因,日本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持续挑衅,近年与周边邻国俄罗斯、中国冲突不断,难以依赖俄罗斯原油供应,也没有大规模从中国引进太阳能、风电设备。高市早苗甚至宣称,“坚决反对用外国制造的光伏面板进一步铺满我们的国土”。政治议题压倒经济考量,实则给日本能源安全埋雷。
我国的能源安全,则坚持“以我为主”,持续提高能源自给率,同时进口多元化。2026年,我国能源自给率预计达到84.6%,我国原油进口包括中东、中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巴西等。
坚持能源供应多元化的核心意义在于构建系统性抗风险能力,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脆弱性。当某一供应渠道中断时,其他渠道能迅速补位,确保能源安全连续稳定。
这不仅是战术备份,更是战略自主,减少对外部单一市场的依赖,才能增强在国际能源博弈中的话语权。
中国应高度重视内需,避免经济过度对外依赖
当外部市场风吹草动时,强大的内部消费和投资能稳住船身,避免剧烈颠簸。一个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就像把房子建在别人的地基上,外部需求一收缩,政策一调整,经济就容易陷入被动。
日本当前的困境,部分正源于其经济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高度敏感,外部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内需又挑不起“大梁”。
当前,全球化正面临挑战,外部风险因素增多,我国迫切需要进一步提振内需,要解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问题。通过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社会保障来直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信心。同时,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大力发展服务消费、绿色智能消费,并依托财政金融协同政策鼓励消费。
由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不仅能有效抵御外部冲击,更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底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