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阳举兵反辽：渤海遗民的兴辽复国梦山河纪略

1029年—1030年

兴辽（1029年9月13日—1030年9月25日）是一个由渤海国遗民建立的政权，有独立的年号。

天庆元年八月初三日（1029年9月13日），渤海国灭亡（926年）之103年后，渤海国太祖大祚荣的七世孙、辽朝东京将军大延琳乘辽朝内乱之机，在东京辽阳府反叛起事，建国号兴辽。大延琳自称天兴皇帝，定年号为天庆。大延琳向高丽求援，高丽王拒绝大延琳的请求，但却以战争使得与契丹道路不通为理由，停止向契丹朝贡。

天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030年9月25日）被辽朝镇压，大延琳被囚禁，兴辽政权灭亡。高丽王旋即再度向契丹称臣纳贡。

兴辽（1029年八月—1030年八月，阳历为九月）是辽代中期由渤海国遗民建立的短期反辽割据政权，历1帝，国祚仅1年，定都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是辽代渤海遗民复国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权尝试。

一、政权建立的背景

1. 民族与历史根源：公元926年辽朝攻灭渤海国后，将大批渤海遗民强迁至辽东辽阳地区定居，保留了相对集中的族群结构。渤海王族后裔始终存在复国诉求，至兴辽建立时，渤海国已灭亡103年。

2. 直接导火索：辽朝的苛政压迫：辽圣宗时期，东京户部使韩绍勋等人强行将南京道（今北京地区）的重税制度推行到辽东，废除了辽东自归附以来宽松的盐酒专卖、关市征税政策；同时户部副使王嘉强征辽东熟谙航海的民众，走海路运粮赈济燕地饥荒，海路艰险，船只多倾覆沉没，辽朝官员不仅不加体恤，反而严刑拷打追责，导致辽东民怨沸腾，为起义提供了民意基础。

3. 核心领导者的身份优势：政权建立者大延琳，是渤海国开国君主大祚荣的七世孙，时任辽朝东京舍利军详稳，既是渤海王族后裔，又掌握辽东部分军权，具备极强的号召力。

二、政权建立与发展

辽圣宗太平九年（1029年）八月初三，大延琳在东京辽阳府正式起兵反辽：

• 先诛杀民愤极大的韩绍勋、王嘉、四捷军详稳萧颇得等辽朝官员，囚禁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与辽圣宗之女南阳公主耶律崔八，彻底控制东京城。

• 随即宣告即皇帝位，定国号兴辽，定年号天庆（《高丽史》记载为天兴），自称“天兴皇帝”，宣布恢复渤海国旧制，正式建立割据政权。

起兵后，辽东地区渤海遗民纷纷响应，海州（今辽宁海城）、宁州（今辽宁营口）等辽东半岛多地归附，南北女真各部也大多支持兴辽政权，高丽王朝也以道路不通为由暂停了对辽朝的朝贡，起义声势达到顶峰。

但大延琳的战略布局接连受挫：他遣使联络驻守保州（今辽宁丹东）的渤海人将领夏行美共同起兵，反被夏行美出卖，保州渤海兵被屠戮殆尽，东路被彻底封锁；向西攻打沈州（今辽宁沈阳）也久攻不克，只能退守东京城，陷入被动防守的局面。

三、疆域范围

兴辽政权的核心控制区，以东京辽阳府为中心，最大范围南至辽东半岛南端的海州，北抵沈州近郊，东达鸭绿江西岸，覆盖今辽宁省中东部的大部分区域，是辽代东京道的核心富庶地带。但因战事持续，政权始终未形成稳定的疆域边界，外围州县反复易手。

四、政权覆灭

辽圣宗得知起义后，立即任命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率大军东征镇压。萧孝穆先派兵抢占要害之地，阻断兴辽西进之路，再逐步合围东京城。

太平十年（1030年）三月，辽军完成对东京辽阳府的合围，大延琳多次突围失败，只能婴城固守。期间大延琳四次遣使向高丽求援，均被高丽君臣拒绝。同年八月，辽军攻破东京城，生擒大延琳，兴辽政权宣告灭亡，国祚仅1年。

五、历史影响

1. 兴辽政权的起义，沉重打击了辽朝在辽东的统治秩序，暴露了辽朝中期的内部矛盾与统治危机。

2. 起义失败后，辽朝对渤海遗民采取分化瓦解政策，将渤海旧族强行分居来、隰、迁、润等州，打散了渤海人的聚居结构，渤海族群的整体力量被大幅削弱。

3. 此次起义为辽末渤海遗民的反辽运动埋下了伏笔，辽天祚帝时期，渤海人高永昌再次在辽阳起兵反辽，建立“大渤海”政权，延续了渤海遗民的复国斗争，加速了辽朝的最终灭亡。

六、既然是反辽，为什么国号还叫“兴辽”呢？

1、最关键的前提：大延琳反的是「契丹」，而非「辽」

辽朝的国号在200多年里多次更迭：983年辽圣宗正式改国号为「大契丹国」，直到1066年辽道宗时期，才重新改回「大辽」。

也就是说，1029年大延琳起兵建号时，他要推翻的王朝，官方正式名称是「大契丹国」，朝野上下都称“契丹”，而非“辽”。他的国号「兴辽」，和当时的王朝国号没有任何冲突，“反辽、兴辽”这个矛盾，是我们后世把契丹王朝统称为“辽朝”之后，才产生的历史视角偏差。

2、「兴辽」的核心含义：以地域为名，锚定渤海遗民的复国诉求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国号里的「辽」，指的是辽水（即今辽河）流域，也就是渤海遗民世代聚居、此次起义的核心根据地辽东地区。

大延琳是渤海国开国君主大祚荣的七世孙，起兵的核心口号是恢复渤海旧制、复兴渤海故土。他不用「大渤海」为国号，而用「兴辽」，本质是以“兴盛辽水流域的渤海故土”为核心诉求，既符合古代政权以山川、地域定国号的惯例，也精准锚定了起义的核心盘——辽东地区的渤海遗民，比单纯的“渤海”国号，更有地域凝聚力。

3、务实的政治考量：弱化族群对立，扩大反契丹的统一战线

大延琳起兵后，不仅渤海遗民响应，南北女真各部也纷纷归附，高丽也暂停了对契丹的朝贡。他选择「兴辽」而非「大渤海」为国号，有非常务实的政治算计：

「大渤海」的国号，有强烈的渤海族群排他性，容易把辽东地区同样不满契丹苛政的汉人、女真人推到对立面；而「兴辽」以辽东地域为核心标识，淡化了族群边界，既能团结渤海遗民，也能争取辽东各族反契丹势力的支持，最大化扩大起义的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