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漂三十年，两个家庭的命运分野身边Ourlife

2008年夏天，得知我要从深圳回四川老家休假，同乡刘春忠托我返程时把他儿子捎带来深圳过暑假。他那时一直在想办法联系深圳的学校，如果顺利，孩子就可以待下来上学，不再留守乡下了。

我到家的第二天，就依刘春忠给的地址找到了川东的一个小村落。站在村口时，太阳正明晃晃照着空水田，围着水田的大片土地杂草丛生，只开着零星琐碎的野花。放眼望去，几处房子趴在远处的树丛中，不见炊烟，也不闻狗吠——也是，村里人能飞的都飞了，去了城市打工、挣现钱，将从前赖以活命的田土村舍留在了身后，任由荒芜。不止刘春忠的村子，我自个儿出生的村庄，川东几乎所有的村落，都在快速地坠入空旷与寂寥，无一幸免。

脚下窄窄的泥土路将我引到了刘家。那是一座略显偏塌的砖瓦房，正屋两间，堂屋与睡房旁边还靠着间低矮的小偏房用来煮饭。猪圈及茅坑也挤在那儿。

迎我的是刘春忠的母亲，老人把我领进屋后，她的亲家母带着另一男孩子也到了。刘春忠的儿子小名叫嘎嘎，他指着那个比他矮一截的男孩对我说：“他叫阿随，我舅舅的儿子。他爸妈也在深圳打工，外婆同意表弟跟我一块去见他们。”那个被指着的小男孩，通红着脸，埋着头，两眼直盯着破了小洞洞的鞋尖。

我嘱咐老人们早做安排，到时我会过来接孩子。俩老人满口答应，又彼此扯了一通闲谈——原来，刘家有三兄弟，就数老幺刘春忠最机灵活泛，但他打小不喜读书，勉强念完了小学，被家里硬赶进初中多读了半年还是辍学了。他不到十八岁，就有媒婆上门说亲，介绍的是十来里路之外、同乡不同社的张娟。这姑娘自小踏实勤快，俩人一下就看对了眼，满十八岁就把婚给结了。

90年代初，川东刮起了一阵外出打工的春风，刘老幺也带着新媳妇去了东莞。一开始小夫妻跑工地，刘春忠跟着师傅干焊接，张娟给工友们做饭，也赚一份钱。

几年下来，刘春忠把电焊、气焊学过了手，眼界也打开了。他听说深圳好挣钱、工资高，就趁着老婆回乡待产不在身边，去了趟深圳看看。一番打听，他寻到盐田港区，找到了一份维修集装箱的活儿，工资翻倍，港币开薪。于是他当即租房，在深圳东部安顿了下来。后来机缘巧合，我就跟他结识了。

张娟在老家生完孩子带孩子，成了一名留守妇女，见识过大城市繁华的她劝说自己的哥哥张庆也外出打工。她说，出去只要辛苦几年，就可以在镇上买房，让爹妈住到街上去，看病赶场方便，大家都放心。哥哥动心了，但不完全是为了父母养老考虑——一年前，他与扮相带劲的汪丽经人介绍相识，汪家大哥开了间小工厂，有点看不上他，于是张庆动了歪心思，速让汪丽怀孕，两人奉子成了婚。

就这样，为了挣钱、在汪家人面前争口气，张庆和汪丽两口子也一同“南下”，成了“深漂一代”。

假期即将结束，很快就到了要返程的日子。那天一大早，我从江边斗城出发，辗转三趟车，几近正午才赶到刘春忠家。

与老人们寒暄过后，我拉起两个孩子就往外走，想着先赶到镇上吃个午饭再乘车回城。谁料两个老太一个拉住我，一个拖住孩子们，说是让我“尝尝嫩苞谷凉粉再走”。她们说凉粉已搅好，在水缸里冰着，马上就能吃了，叫我不必着急一刹子的功夫。

挽留住人后，她俩一块儿进了偏耳房，我和孩子们刚落座，她们就前后走过来，将凉粉及佐料即刻摆在了我们面前。眼前的阿随，头上还贴着淡黄色绒绒的婴儿般的毛发，我见孩子吞着口水，就叫他们先吃。很快，俩老太又一人端着一碗凉粉来到堂屋，分坐在我两旁，半满的凉粉搁于面前，她们却并不动筷子，直招呼我和孩子“快吃、快吃”。

嫩苞谷凉粉一入口，儿时的味儿就铺陈、蔓延开来，仿佛我的母亲猛一下从阴世重返人间。听着我的夸赞，俩老太脸上堆满笑。

我讲，孩子们可能很长时间回不来了，他们亲手带到这么大，舍得下不？

刘春忠的母亲语气笃定：“哎，人老了，管不了他们的课本，耽误不起，还是跟着爹妈强些。”

刘春忠岳母也接了话茬：“老胳膊老腿咧！照看瘫床的老头，管着小的吃喝，满日累到一身痛哟。收完这季苞谷，封地了，不种咯，干不动嘞！”

原来，就是今天天没亮，她顶着星星上的山，掰下玉米，自己背着、阿随抱着，祖孙走了十来里山路赶到刘家。俩亲家又紧忙着脱粒、推磨、下锅、摊凉，才有了这顿浸透着汗水与慈爱的送别午餐。

我享用着美味，听着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絮着心里话。她们让我给远处的儿与媳转达她们的无奈，不要生出责怪来。这俩孩子，出生满月就丢给了各自的爷爷奶奶带，成长的十年间，他们的爹妈也没回过几次。

“阿随”这小名是他爷爷奶奶叫开的，这孩子个儿小，胆儿也小，爷奶走一步都得跟着、黏着，小猫小狗样不离人。“嘎嘎”的小名倒是他自个儿喊出来的，还不会叫爸妈时，他就天天“嘎嘎”、“嘎嘎”（四川方言，肉的意思）地嚷个不停。爷奶好不容易赶次集，割块肉几乎都进了他的小嘴。可不管怎么吃，他净长个头不长肉，一直瘦条瘦条，跟麻秆似的。

前两年，嘎嘎的爷爷逝于肺癌。眼下，阿随的爷爷也患上了同样的病。老哥俩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都爱抽口烟。好烟买不起，抽了一辈子的劣质烟，最终熏坏了肺。特别是阿随的爷爷，他宁愿抽几分几毛的烟，也要省下钱给孙子买“生命一号”营养液。这孩子不爱吃饭，就喜欢这款饮料。

说话间，满碗的凉粉下了肚，我双手牵起孩子，准备离开山村。老太太一个眯眯笑：“进城咧，天天有嘎嘎吃啰！”另一个眼角挂泪，哽咽不止：“唉，没人黏、没人随嘞，随他爹妈去咯。”

第二天，我带着孩子们经重庆乘飞机回深圳。他们第一次出远门，一个拉着我的手，一个拽着我的衣角，小脑袋扭来扭去，啥都好奇，啥都要看看。飞机刚一滑动，两张小脸就突地变了色，肩膀紧收，豁着小嘴，双双伸出手拽住我的胳膊。飞机抬头，离开地面，抓我胳膊的手也越来越紧，他们紧闭了眼，一副要冲向狼窝的样子。

后来，空姐送来果汁，他俩几口喝没了。小蛋糕、果仁包则是通通塞进了裤兜，说“要留给爸妈”。

落地深圳后，我领着哥俩抵达我家小区，他们的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谁料刚见面，两个小人儿却躲在我身后，忸怩着不肯出来——好些年不见爹妈，大人变了，孩子也变了，陌生中回想彼此当年的模样，爹妈开始抹泪，孩子涨红了脸。

两家大人看着孩子躲闪疏离的样儿，心里满是自责与酸楚。可有什么法子呢？刚出来打工那阵，工作不稳定，没有年休假，走一天扣一天的工钱。后来进的公司正规了，年假也有了，又想赚年节期间的三倍工资，没休完的年假也想换算成薪水。为了钱，回家之行推了一年又一年。

时代浪潮之下，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令奔赴大城市的父母与留守故土的孩童注定躲不开这样的叩击与考验。

那一年，我的儿子刚满八岁，三个男孩很快熟络，成了好伙伴。为了儿子，我也加入到兄弟俩的学校联系中去。那时我家楼下住着儿子的美术老师，我们通过他找到教导主任，又在主任的引荐下带着嘎嘎和阿随拜见了校长。最终，九月份，哥俩各缴了一千三百元的择校费，进了我儿子就读的小学，念五年级。

当时，阿随爸妈在南山区一家酒店上班。四川男人会炒菜，张庆做厨师，但没有厨师证，进不了星级酒店，只能在一般的小酒店的后厨干，领着三千元的月薪。汪丽干客房服务，收入更低，但酒店包吃住，他们夫妻就没单独租房。阿随只得先寄住在刘春忠和张娟这里，张庆和汪丽只有休假时才到城东来看他。

这样过了一学期，阿随头上的胎发倒是转黑了，油亮油亮起来，可孩子越发胆小内向，人前根本不敢抬头、不愿说话。张庆夫妇商量后决定，汪丽辞工到盐田陪伴孩子，再另找别的工作。

那时候，他们刚掏空积蓄在老家的小镇上置下了一处带门面的街房，身为长子，张庆每月要给父母打生活费，汪丽又爱穿衣打扮，眼下少了一份收入，另外租房？他们想都不敢想。为了省钱，汪丽带儿子继续挤住在小姑子家。一间二十来平的屋子，两张床，白天一个家，晚上床与床之间挂上一道布帘，便分成了两个家庭。帘子一边睡着刘春忠一家子，帘子背面躺着汪丽娘俩。每晚，刘春忠的呼噜声会翻过布帘，在小屋里四处闯荡。

一次，张庆来妹夫家看孩子，跟老婆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吵破天，到底还是因为穷。当初，开厂的大舅子就瞧不上张庆，更恨他动歪心思把生米煮成熟饭，于是拒绝他们夫妻进自己的厂子上班，他们这才不得已外出务工。

眼看阿随就要小学毕业了，汪丽想让儿子回老家上初中，不耽误他们打工挣钱。可阿随不愿意，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学校与洁净的环境；张庆也不愿意，他不落忍把孩子再推给老母亲操劳。他一个劲催促老婆找工作，让她别太挑，有活干有钱进就行，干闲着挤在妹夫和妹妹这里，不是办法。

那时，深圳的GDP超过了天津、重庆，冲到全国第四的位置。这座城市不缺工作机会，像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崛起腾飞，急需高端人才；同时，零售、运输、仓储、物流等传统行业也迅速壮大，大量的基层工作岗位可供普通打工人选择。即使机会摆在眼前，没读几天书的汪丽仍是“挑”——她哥大小是个老板，她骨子里多少带着几分傲气与矫情，太脏太累的活儿不愿干，室外的工作怕晒黑了脸。一月、俩月过去了，她的工作还是没着落。

一天，我下班回家，刚从公交车下来，就听见站台上有人叫我——扭头一看，是汪丽带着刚放学的阿随。汪丽个头不高，瘦条条的，背后看上去像发育中的高中女生。那天她描了弯弯的眉毛与眼线，涂着红唇，车站来往的男人都忍不住要多望她一眼。我心想，难怪张庆老顺着她，大概是怕老婆跟别人跑了吧。

我心里直纳闷：“有啥事么？”还没来得及开口，汪丽就一把拉过我的手，咿咿呜呜地哭了起来。下车的人攘来攘去，我一时慌了神，赶紧脱开手，搂住她的肩，带着娘俩离开站台，边走边问缘由。

汪丽一路哭诉，说眼下的日子太难，太难啦！最后，我答应帮她找找工作，她才拿手背揩去脸上的泪痕，哽咽着对我点头道谢。

周末，我让汪丽上我家学电脑操作，嘎嘎阿随也一道来了。儿子有了玩伴，不再时时黏着我，三个孩子趴在客厅地板上玩大富翁游戏，又下楼在花园里追逐疯跑，叫声、笑声一阵一阵涌上来，那叫一个乐呀！

汪丽练习打字时，我进厨房准备大家中午、晚上的吃食。她脑子还不赖，当天就学会了打字和电脑基本操作。下一个休息日，我就去城中村找她，让她准备面试。

之后，她进了我所在的公司，成了码头堆场的一名闸口文员。这个岗位有社保福利，但需要三班倒，汪丽主动放弃了白班，坚持上长夜班——她是想避开与小姑子一家混居的尴尬，这样，白天刘春忠和张娟两口子在外工作，她一人可以放心睡觉；夜晚她去公司上班，大家都自在。

三个月试用期过后，公司给汪丽涨了工资，手头宽裕点后，她就在城中村另租了房，离小姑子家不远，彼此方便有个照应。遇到张庆休假回来，总招我们去他家吃饭，炒出来的招牌菜让一帮大人小孩都好一番大饱口福。

那时，我们三家大人都轮班制上班，没有固定休息日。周一至周五，不时有人在家，仨孩子的午饭就一齐管下。我大多是周末休息，不太忙时就把嘎嘎和阿随叫来我家，吃饭、住宿、作业，我都代管了。

那些年深圳的小学还没午餐服务，校外午托机构也未兴起，没有老人帮手的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解决孩子的午餐难题：让孩子自己用微波炉热饭菜、去邻居家搭伙、到校外的餐馆签名吃饭，一周一结……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是一边拼命工作，一边拽着孩子往前赶，十分疲惫。可既然选择了深圳，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贪图安逸，那跑来深圳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