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名中国战俘被押往日本之后水煮历史

“不要忘花岡！”—— 这句沉重的呐喊，背后是一段中国战俘在日本本土浴血抗争的悲壮历史。1944 年 9 月至 10 月，两批共 986 名中国战俘被押往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他们中既有国共两党的军人，也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看似一盘散沙的群体，却在八个月后发动了震惊世界的 “花冈暴动”—— 这场被称作 “中国人民在日本本土打响的唯一一次抗日战争”，其领袖正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上尉连长耿谆。

一、986 名战俘的异国绝境

1944 年 9 月，北平清华园战俘营内，300 名战俘经严格体检后被连夜押往青岛，登上驶往日本的轮船。彼时，五个月前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俘的耿谆，膝盖里的弹片仍不时作痛，但面对战友们的绝望 —— 有人失声痛哭，有人垂首饮泣，甚至有人撞甲板寻死，他始终保持清醒：唯有保存实力，才有抗争的可能。

耿谆主动找到押送的日军队长，为大家争取到了稍好的伙食和甲板活动时间。这份担当让他赢得了战俘们的信任，也被日军顺势任命为战俘大队长。经过四昼夜海上颠簸，轮船抵达日本下关，战俘们又被火车押往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战俘营。一个月后，第二批 686 名中国战俘抵达，两批共计 986 人编为一个大队，仍由耿谆担任队长，分为三个中队、九个小队，另设老头班和小孩班，年龄最小的仅十二三岁，最大的已五六十岁。

据战后日本史料披露，“二战” 期间，日本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短缺，从中国、朝鲜、俄罗斯、菲律宾等地掳掠大量劳工，仅中国劳工就超 4 万名，耿谆这批已是第 22 批被押往日本的中国战俘。而等待他们的，是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的地狱般待遇。

战俘们的任务是挖掘铜矿排污下水道，水道宽 4 米、深 2 米，挖到 1 米便开始浸水，寒冬腊月里，他们仅着单军衣、脚穿草鞋，在冰水中作业，许多人脚心脚背长满冻疮，甚至冻掉脚趾。日军监工非打即骂，伙食每天只有两个茶杯大小的馒头和一顿面糊，后来更是缩减为少量橡子面和苹果渣，战俘们只能偷偷上山挖野草充饥，中毒、饿死的事情时有发生。

在这样的绝境中，劳工们忍辱负重近一年，已有 200 多人死去，百十人病倒。作为大队长，耿谆多次找日方交涉，却被棍棒驱赶。眼看剩余 700 多人危在旦夕，耿谆与劳工骨干秘密商议后，决心发动暴动。

二、暗夜暴动：以死抗争的悲壮反击

暴动的初步计划是：向北海道方向突围，到海边抢夺船只漂流出海，若失败则与日军决战后投海自杀。1945 年 6 月 30 日晚，夜色成为掩护，耿谆带领 700 余名劳工冲进监工住房，用棍棒当场砸死 3 名监工，其余 5 名监工越窗逃窜。矿山内警报四起，日军出动两万多人围剿。

由于手无寸铁，这场暴动很快遭到残酷镇压 ——130 多名劳工被当场打死，剩余人员被押往花冈町广场。在烈日下，他们被捆绑双手跪在石子地上，三天三夜滴水未进，又有 70 多人饥渴而死。至此，986 名被强掳的中国劳工中，共有 418 人惨遭日本法西斯迫害致死，这便是震惊世界的 “花冈惨案”（又称 “花冈事件”）。

（图为在花冈集中营饱受虐待的中国劳工幸存者）

作为暴动领袖，耿谆成为日军首要追责对象。日军竟误将其判定为 “将官”，认为暴动目的是 “颠覆日本政府”，足见此次抗争对日本当局的震动。经过 12 天审讯，耿谆等 12 人被押往秋田县监狱，关入单人牢房，每餐仅得一个米团和一碗米汤。日军还对耿谆施以酷刑，用棍棒猛击其头部，数次将他打昏。最终，耿谆以 “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其余 11 人分别被判无期徒刑及 15 年、5 年有期徒刑。

就在耿谆等待死刑执行时，1945 年 8 月，监狱外传来飞机轰炸声，同狱的日本反战派大学生小长光写下 “日本败战” 四字递给他，耿谆才知晓日本已战败投降。当年 9 月 11 日，他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进驻秋田县的美国占领军介入调查后，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所长等 6 人被关进监狱；1945 年 10 月 1 日，耿谆等 12 人获释，随后为美国第八军在横滨举行的乙丙级战犯审判出庭作证，提供了关键证据，河野正敏、伊势、福田等虐待战俘的首恶战犯被依法处决。

美军法庭判定，鹿岛组强行抓捕交战国国民并强迫劳动违反国际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在判决中明确，花冈 418 名劳工死于饥饿、拷打及管理不当，这场审判将日本法西斯强征奴役劳工的罪行公之于世。

三、漫长追责：未竟的正义与坚守

1946 年 5 月，中国驻日代表团将耿谆等人接到东京，准备彻底清算花冈惨案。但此时耿谆头疼症严重发作，医治无效后获准回国休养。1947 年 11 月 26 日，花冈惨案审判正式启动，1948 年 3 月 1 日终审判决：3 人被判绞刑，1 人无期徒刑，2 名警察被判 20 年有期徒刑（均为鹿岛组相关人员）。然而，随着战后日美关系密切发展，这些战犯竟被减刑，得以苟活。

中国劳工的赔偿之路，漫长而坎坷。1987 年 6 月，时隔 40 余年，耿谆应邀赴日出席花冈中国人殉难者慰灵祭。归国后，他联系其他幸存者及遗属，于 1989 年 12 月以 “花冈事件” 受难者联谊会名义，向鹿岛建设公司发出公开信，要求其正式道歉、建立纪念馆、向每位受害者支付 500 万日元赔偿金。但鹿岛建设仅表示 “深甚的谢罪之意”，对赔偿问题迟迟推诿。

1995 年 6 月 28 日，以耿谆为首的 11 名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鹿岛建设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经过 20 多轮漫长调解，2000 年 11 月 29 日，双方达成 “和解”，鹿岛公司支付 5 亿日元建立 “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但次日，鹿岛公司便发表声明，否认奴役中国劳工的罪行，宣称该基金不含补偿性质。

彼时已 85 岁的耿谆愤慨万分，发表严正声明：“和解对耿谆无效”，拒绝领取 “捐出金”，严词谴责鹿岛公司拒不认罪的行径。为当年受难的同胞伸张正义，成为他余生最大的心愿。2012 年 8 月 27 日，耿谆在河南襄城老家逝世，这场跨越半世纪的追责，终究未能等来一份真正的正义。

那段岁月里，花冈的野草见证了中国劳工的苦难，暴动的棍棒承载着不屈的灵魂。“不要忘花岡”，这句呐喊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守，提醒着世人永远铭记那段被侵略、被奴役的苦难，以及中国人在绝境中永不磨灭的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