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被美以渗透到了什么程度？情报杂志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上午的遇袭中身亡。据两名美国消息人士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称，以色列和美国选择在周六对伊朗发动袭击，正值哈梅内伊与其高级助手举行会议之际。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情报部门锁定了伊朗最高领袖的行踪，随后将其打死。有分析指出，继去年以色列定点清除伊朗军政要员、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后，美以持续加紧对伊渗透工作，哈梅内伊被害，更暴露出伊朗情报与安全系统的脆弱。那么，伊朗的情报系统为何“失灵”了？

本文指出，伊朗情报部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后的新生政权，并未设立专门针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即便在核科学家频繁遇袭后，伊朗成立的“保护组织”也因身兼多职而无力聚焦以色列的暗杀行动。政教合一的国家属性，在伊朗催生了两套叠床架屋、彼此竞争的情报系统，导致工作碎片化、低效与冗余。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伊朗情报组织会从“神意出发”，将重点放在犹太人的阴谋诡计上，客观分析反而可能受到“西方化”的指控；由宗教人士领导的机构更看重忠诚度，专业人员的挫败感加剧了内部叛变、被渗透的情况。而在核武器尚未研制成功之时，媒体、乃至总理本人就大肆展示首席核科学家的资料，更暴露出伊朗政府保密意识的薄弱。

在伊朗社会内部，美国制裁引发的经济困境，直接影响了反情报工作：伊朗公民易被以色列用金钱策反，对反情报工作的经费支持也不足。此外，肩负反情报工作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经商中的腐败行为，滋生了情报系统漏洞：腐败多发导致人员易被策反；有组织犯罪行为和腐败相结合，成为以色列运送武器、资金和行动人员的渠道。从地缘政治层面来看，以色列同伊朗多个邻国缓和关系，已构建起围绕伊朗的情报网络和情报基地。鉴于伊朗国内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跨境少数民族也易成为渗透力量。

伊朗对以色列反情报工作失误研究

2024年7月31日，在伊朗参加新任总统就职典礼的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遭以色列暗杀身亡。在此之前，以色列在伊朗境内策划多起成功的暗杀、网络攻击、窃密等隐蔽情报行动。2009年，以色列成功将“震网”病毒植入伊朗的核设施，损坏了伊朗超1000批铀浓缩设备；2018年1月，以色列情报人员闯入德黑兰郊区的一个秘密核档案馆，窃取大批机密文件；2020年11月，以色列暗杀伊朗首席核科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伊朗和以色列长期处于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当中，伊朗理应保持对以色列的高度警惕，做好反情报工作，但伊朗的国家安全防线屡次被以色列攻破。除了以色列情报机关较强的信息搜集和境外行动能力之外，伊朗自身在反情报工作上存在严重失误，导致了以色列多次隐蔽情报行动的成功。

对此，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伊朗在反情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但学界并未将伊朗反情报工作失误作为单独的研究问题。鉴于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后，以色列对伊朗开展的暗杀等情报行动对伊朗国内政治和中东局势产生的重大影响，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以色列在伊朗境内开展的隐蔽行动，从伊朗方面总结反情报工作失误的原因。

图源：澎湃新闻

▍伊朗情报机构的体制机制问题

反情报工作是指识别和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及类似非国家组织(如跨国恐怖组织)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按照类型来划分，反情报工作包括防御性任务和进攻性任务：防御性任务如保护国家机密、防止本国情报机构被渗透；进攻性任务如挫败外国情报组织的计划、渗透进对方情报机构等。伊朗情报机构在反情报工作中出现较多失误，源自组织管理、意识形态、反情报工作能力等因素。

1.1 未设专门机构，反以色列情报工作针对性不强

伊朗情报部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斯兰政权。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具有强烈宗教倾向的中下阶层支持的霍梅尼政权上台。但是新生的伊斯兰政权面临内忧外患，伊朗情报部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政权的统治地位，压制国内外反革命势力。伊朗对外情报核心机构主要为两个——情报与安全部(Ministry of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IRGC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

情报与安全部由五个局组成：分析和战略局；国内安全局；反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对外情报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成立于2009年，原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处，其设立也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2009年大选后伊朗发生严重社会动荡，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合并了情报与安全部的国内安全局、巴斯基(一个准军事民兵组织)情报局，形成一个新的情报部门。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分为八个局：网络空间指挥部、理论分析和国家安全中心、核设施保护局、安全局、行动局、后勤和支持局、技术局和反情报局。

从机构设置上看，伊朗情报部门并未成立专门针对以色列情报行动的机构，应对以色列在伊朗的情报活动的职责都放置在反情报局。反情报局不仅应对以色列的威胁，还要应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伊朗的情报行动，针对性不强。而以色列作为世界情报强国，将伊朗视为主要敌对国，频繁发动对伊朗的情报战，伊朗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不足。

例如，在核科学家频繁遇袭后，伊朗成立了隶属于革命卫队的“保护组织”(Protection Organization—IRGC)，该组织有三重责任：保护国家的机场和飞机安全、保护政权的高级成员，以及最高领袖。保护核科学家是“保护组织”承担的职责之一，但是其又承担了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政治人物的重任，保卫职责相对宽泛，对以色列暗杀行动的针对性不强。

1.2 组织管理不善，不利于反情报工作协同作战

在机制上，情报与安全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存在组织协调矛盾，不利于反情报部门的协同作战。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拥有神权体制和民选体制两套政治体系，最高领袖是神权体制领导人，总统是民选体制领导人。根据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是掌管最高实际权力者，握有军队和情报部门的权力，有权罢免总统。

尽管总统名义上控制着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SNSC)，但委员会的所有决定都需要最高领袖的正式批准才能生效。在名义上，情报与安全部是伊朗法律规定的最高情报机构，部长直接向最高领袖负责，伊朗全国所有组织必须与该部门共享信息。理论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也服从于情报与安全部管理。但实际上，该组织完全独立运作，其负责人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报告。因此，情报与安全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都服从和服务于最高领袖。伊朗最高领袖也为防止一家独大，通过部门竞争提升效率，并未明确两者组织关系。

组织管理关系不明晰导致了两大情报部门的组织协调问题：一是缺乏协调配合。尽管按照宪法规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所获取的情报信息应该与情报与安全部共享，但是这两大安全机构在实际上相互独立，缺乏配合，难以形成情报合力；二是存在恶性竞争问题。为了争夺领导人注意力和扩大政治影响，两大情报部门展开了激烈的部门竞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抢占情报与安全部在境外的人力情报业务，并将业务职责扩展到信号情报、技术情报和网络领域。组织协调问题导致伊朗反情报部门在情报收集、分析和利用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力，导致整体对外情报工作的碎片化和效率低下，因此可能错失关键情报。恶性竞争导致反情报部门在各自领域内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投入，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还可能因情报重复而导致处理和分析工作的冗余。

1.3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影响反情报工作的科学性

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成为1979年后伊朗情报机构建立的基本原则。这种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在情报机构的独立性和情报雇员士气上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一是宗教人士能施加非正式影响，伊朗情报机构的独立性不足。“伊朗专家会议”是选举最高领袖的权力机构，由86名伊斯兰教神学专家或高级神学人员组成，拥有选举、监督、罢免最高领袖的权力，在伊朗国内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体制之下，伊朗高级神职人员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能够通过政治家族关系网络和权力重叠，对情报机构产生重要的非制度化影响。伊朗情报机构的工作需要考虑神职人员的态度倾向，其独立性受到削弱。伊朗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员，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会从“神意出发”，将分析重点放在犹太人的阴谋诡计上，而采取客观分析的情报人员可能会受到“西方化”的指控。

二是情报人员晋升空间有限，士气不足。宗教观念和神学潮流强烈影响着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情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宗教学院的毕业生。根据1983年的议会法案，部长必须拥有神学院的学位，能够根据伊斯兰法律进行独立推理。在情报雇员招录上，伊朗坚持以对革命和政权的忠诚度为标准聘用人员，而不是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情报机构由宗教人士领导，限制了专业情报人员的上升空间，伊朗情报雇员长期在一个岗位上停留，职业挫败感不断累积，导致叛逃事件多发。叛逃又导致伊朗情报雇员对组织使命和价值产生动摇，影响了情报机构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4 反情报能力薄弱，对以色列防范能力不强

伊朗反情报工作面临技术应对能力不足、情报系统遭渗透和叛逃问题频发、保密措施薄弱等问题，削弱了对以色列情报攻击的防御能力。

一是伊朗反情报的技术能力和应变能力相对较弱。在新技术背景下，以色列方面采用了新的、更复杂的暗杀方法。面对新技术手段的兴起，伊朗情报部门未能及时调整策略进行有效防御。

例如，在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过程中，以色列特工将一辆皮卡停在暗杀目标路过的路口，车上隐藏着远程遥控机枪。当法赫里扎德的车队经过时，狙击手在数千公里外通过卫星监视并开枪射击，法赫里扎德中枪身亡。另外，在网络安全领域，伊朗多个网络安全部门之间缺乏组织协调、存在因受到国际制裁无法大量购买先进网络设备、人才流失等问题。而以色列的网络情报能力强大，且受到美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支持，伊朗在同以色列的网络情报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