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杨建邺
随着在美国生活时间的增多，他更进一步了解到像他父亲和他这样获得过高学位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遭遇还是不错的。但他曾经遇到过一件让他永远无法忘却的事情：
196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我从纽约市坐火车经派索格到布鲁克海文，夜很深很沉。摇摇晃晃的车厢几乎是空的。我后面坐着一位老人，我跟他聊起来。他约莫是1890年生在浙江，在美国住了50年了，替人洗衣服、洗碗，[工作]不固定。他没结过婚，一向孤零零住一间房间。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难道他心中真的毫无怨气？我不明白。我看着他蹒跚穿过车厢里灯光暗淡的通道在湾滨站下车，老年背驼，有点颤巍巍的，我的心中悲愤交集。[40，56-57]
1970年10月3日，杨振宁曾在纽约香港学生联谊会上做过一次演讲，其中有两段话如下：
几年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人过去在旧金山所受到的歧视。作者最后说，“事实上你听到、读到愈多关于中国人在加州的经验，你就会愈有倾向做出以下的总结：在美国各民族中，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没有别的少数民族曾受到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无理性的迫害。也没有另外一个少数民族今天能像中国人一样少有这些迫害所产生的心理损伤。”
他这两句的前一句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但我们同意他最后一句话？在美国的中国人果然没有“心理损伤”吗？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有正确的认识吗？对自己的经历有健全的心理反应吗？我以为这些都颇有商讨之余地。
可以想见，杨振宁心中的痛苦是深沉的：美国对华人的歧视让他悲愤。父亲几次劝告他回国看看，内心深处是希望他回国报效祖国，但也担心回国后会阻滞杨振宁的学术发展。杨振宁深知父亲的内心愿望，但在痛苦的思量后他没有贸然回国，却在1964年春天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加入美国籍。杨振宁做出这个决定，其内心经历的痛苦思考，在他的一篇回忆中写得非常生动感人。任何他人的叙述，都无法与他的文字相比较，因此，如果想了解他的心路历程和悲剧意识，就必须看1982年杨振宁写下的感人回忆：
1964年春，我入了美国籍。
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出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
不仅如此，我渐渐知道了华人在美国的早期经历。那是我们的历史，是浸透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偏见、迫害和杀戮的历史。贝蒂·李·宋(BettyLeeSung)将这一段历史归纳如下：
1878年，特拉基(Truckee)镇的中国人全部被集中起来，赶出了镇。
1885年，28名华人在怀俄明州石泉(RockSprings)镇被无耻屠杀。还有许多人受伤，数以百计的人被驱离家园。
1886年，俄勒冈州的木屋(LogCabin)镇又发生一起野蛮的屠杀。
玛丽·柯立芝(MaryCoolidge)教授写道：“在克尔尼主义(Kearney-ism)年代美国居然还有华人活着，这真是个奇迹。”
接着，又产生了1892年的吉芮(Geary)法和1904、1911、1912、1924年的排华法。这些法律使得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变成畸形的、与美国社会隔离的、受鄙视的、被剥削的独身男子劳工队伍。我1945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情形依然如此。
[后来]歧视虽然不似早年那样猖獗，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
诚然，有不少因素使我裹足不前。可是我也知道，美国社会对我很宽待。我来美国时是根基很好的学生，是这个社会给了我发挥潜力的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对移民如此宽待。我也认识到，我在这儿的根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已经往深处扎下了。
1961年元月，我在电视里观看肯尼迪就职典礼。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1〕应肯尼迪的邀请上台朗诵他的一首诗。他选了《没有保留的奉献》。当我听到：
拥有我们尚未拥有的
被我们已不再拥有的所拥有
我们的有所保留使我们软弱
直到发现原来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拒绝给予我们生活之地
而在屈服中获得了新生
似乎有什么东西一直触到了我的心灵。后来在一本集子里我找到了弗罗斯特的这首诗。它确实很美，很有力量。它在我申请入美国籍的决心里起了一些作用。
〔1〕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现代诗人，他的诗富于象征和哲理，同时又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有意思的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自传里谈到他在大学毕业时选择经济学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时，也引用了弗罗斯特的诗句：
双岔道自黄树林中分岔，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杨振宁虽然加入了美国籍，但他深知他父亲的心底，始终不会原谅他。这使他此后内心总有一份内疚和苦痛。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得十分清楚：1996年杨振宁到我任职的华中科技大学演讲时，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他立即插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那意思分明是说，在获诺贝尔奖时他是中国人，这是他永远感到自豪的地方；同时他也殷切希望人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件事。当时在场的学生教师立即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本来那次我想送一本我主编的《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给杨振宁，但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不敢送了，因为在附录“获奖者国籍统计”一栏中，我将杨振宁教授放到美国栏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