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武之：我写信给总理，可中国的研究环境差太多杨建邺

杨振宁像众多中国留学的学者一样，原准备在美国学成以后即回国工作，报效祖国。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下令，所有获得博士学位以上的华裔理工博士一律不准返回中国大陆，于是杨振宁的回国问题就一时无法实现。到了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深入，他逐渐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加之娶妻生子，就有了把家安在美国的想法。但对于加入美国籍，他的内心一直痛苦地斗争着，不愿轻易做出这个决定。

虽然杨振宁的归意逐渐隐去，但他和家庭的关系仍是非常紧密的。他曾经对传记作家江才健说，他从小成长在一个非常稳定而有着丰富感情的家庭环境里，这对于他的人生观，对于他的做人的态度，都产生了积极正面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他自己深受中国传统人伦观念影响，而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对于他后来面对不同文化和环境的挑战，也带来一个强大的稳定作用。

1949年5月2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五个月，上海解放了，这时杨振宁还在芝加哥大学，正是想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去的时候，这时他当然十分挂牵上海的家人。犹豫了好几天之后，他终于认为自己有权和父母取得联系并探询他们的近况，于是给父母发了一封问平安的电报。使他万分惊喜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父母的回电，回电只有“平安”两个字。这给杨振宁带来了极大的欣慰。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这个经历鼓舞着我……在随后的岁月中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在中美和解的迹象一经显露我就当机立断决定访问中国这件事。”

此后由于冷战延续，中美完全隔绝。在这期间里，杨振宁还算比较幸运，能经常和家中有信息往来。但是不能亲自回家看望日渐衰老的父母，总是他心头巨大的隐痛。

1957年夏天杨振宁要到日内瓦工作几个月，这时他虽然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但已经成了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而且获奖呼声很高。杨振宁抱着试探的心情，给上海家中发了一个电报，说他将会带着妻子和长子杨光诺到日内瓦，希望父亲能够到日内瓦来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媳妇和孙子。幸运的是，杨武之很快就获准可以到日内瓦去团聚。杨武之还到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了还在服刑并从未见过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给女儿杜致礼写了一封家书，托杨武之带去。6月中旬，杨武之到达日内瓦。

这一次团聚，给父子两人带来了极大的欢悦。在共同生活的两个半月中，杨武之开始因为身体不好，有一个星期住在医院里。他的身体从西南联大后期就一直不大好，不过这一次倒是很快就痊愈出院了。在这期间，祖父带着小孙子常常到美丽如画的公园去散步，其心情之舒畅可想而知。而且那时，虽然国内正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大规模的迫害，但国家总体上正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所以只要有空闲时间，杨武之就会向杨振宁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气象和新事物，还带着杨振宁到日内瓦中国领事馆看新闻纪录影片《厦门大桥》，看到了建造这座大桥时所克服的不能想象的困难。

后来杨振玉在回忆中写道：“欢聚的时刻就要过去了，大哥买了一盆终年盛开的非洲紫罗兰，专门照了相，并在相本上写上‘永开的花是团圆的象征’。父亲临别时写了两句话给大哥、致礼留念：‘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1960年春天，杨武之和妻子一起，经苏联、捷克到日内瓦再度同杨振宁见面，这次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当时中国正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全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回国后曾对国内的几个孩子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他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杨振宁的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她不像杨武之那样复杂多虑，她直截了当地把近几年买菜买粮食等的实际情况告诉杨振宁，说上海的生活水准比以前差远了。杨武之听了，回到上海给孩子们说：“我听了你母亲介绍上海的社会生活给你们大哥听，我非常矛盾，一来你母亲接触的是实际生活，她说的都是事实，但你们母亲没有从长远看问题，二来可惜的是我不能把我对中国前途的预测完整地说给振宁，并且说服他同我看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