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归的自白：离开律师行业，不是因为累文化纵横
触到的“时代”
2010年1月14日，带着两箱行李，我从北京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又打车来到曼哈顿中城，开始了个人在美生活经历的第二个段落。此番赴美前的五个多月，是我有生以来最长一段既不用上学、也不用上班的空闲期。摊上这个假期，是史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2007~2009年经济下行的直接后果。2009年夏，我从位于美国南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法学院如期毕业，也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资格考试，按往年惯例，稍作休整，就应在秋天揣上一年前收到的聘书，到曼哈顿中城写字楼里的那间国际律师事务所报到。但2008年夏末，起自美国房市、根在全球金融、崩坍于华尔街的危机汹涌袭来，迅速吞没了美欧多国民众的血汗积蓄和中产愿景，也让平日里自命不凡的巨贾、精英在慌乱逃生的过程中洋相尽出。大型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要倒下。而包括我的老东家在内，总部设在纽约的上百家大型律师事务所，虽不像金融机构那样首当其冲，但因业务与华尔街深度绑定，也承受极大的自保压力。
为压缩员工薪酬开支，此前连年涨薪、扩容的大型律所，纷纷推迟已录用应届生的入职时间。不少律所还提出，可付给本要赴约任职的应届生几万刀大洋，名为鼓励其先用一年时间探索其他人生可能，实际上就是待业生活费，甚至变相遣散费。少数律所因经营状况恶化，直接撤回此前发出的聘书，甚至自己先行倒闭。对于法学院----尤其是精英法学院----毕业生而言，若没丢掉本已到手的工作，少领几个月甚至一年工资，本身不是大事。但美国法学教育此前持续以收取高额学费、承诺高收入就业的“高举高打”模式红火运营，高额负债的学生满怀“毕业必当金领，否则全都白瞎”的自我期许，突遭时代迎面暴击，情绪很难稳定。我的老东家直到毕业前一个月，才将延迟入职的安排正式通知了应届生，使我们在各类小道消息中焦虑的时日还更多了一些。
2009年8月中我返回北京时，“大衰退”在技术意义上据说已结束，但实际经济影响持续延宕。那时美国其实有另一件大事，就是猪流感（H1N1）大流行。据WHO统计，那次全球有约50万人感染、2万人因感染死亡。不过，除了我这样回国后遵循建议自觉“居家14天”的人，有多少中国人当时感受到了那次大流行？而中国经济彼时看去仍有望不到头的增长空间，再有“四万亿”加持，“大衰退”在此岸更多是时事谈资，并非多数人的切身感受。
但恰好在那时身处中美联结的微妙地带，使我亲身触碰到了那波时代浪潮中的一丁点水花。十多年后，“时代”再次从普通人生活的背景里走出，跃向前台。在新的冲击彻底抹去旧的体验之前，或许值得先记下几笔。
“有什么区别？”
我在美国的第一段生活经历始自2006年的明媚夏末。大学毕业后，匆忙上完起早贪黑的驾照速成班，就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到了北卡小城杜兰姆，放下行李，生怕随身带着的现金不安全，立刻跑去瓦考维亚（Wachovia）银行开户。接待的黑人营业员热情、礼貌、友善----后来才知道，这叫南方范儿。接过他给新开户客户赠送的洗衣袋，我翻到包装背面，忍不住念出声来：“Made in China!”营业员听到了，平静但又认真地说：“是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
我这批本世纪初的留学生，来美国时仍觉得新鲜好奇，但不大会再有乡下人进城的感觉，主要因为汇率，生活上需要比国内节俭。中美关系在经历世纪之初的摩擦后，重归热络，海归的光明就业前景在当时已非常清晰。特别是美国名校经管、法律专业的文科留学生，在跨国金融机构及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加速铺开中国业务的背景下，尚属供不应求。年轻毕业生要权衡的，无非是被大机构选中后，马上回到设在中国的代表处，还是先在机构的美国总部待些年，镀层金，再顶着总部外派的光环衣锦还乡。后者听着更有逼格，但已被一些人认为机会成本太高。2007年夏天，一位美国老师笑着向我转述了某个应届中国毕业生的临别感言：“得快回去，不然就赶不上趟儿了！”
同年秋天，我结束法学院一年级的暑假，回学校参加求职面试。杜兰姆小城里同样是这种如火如荼的氛围。美国法学院法律博士（JD）项目学制三年。每到秋季学期开学前，法学院都会邀请以大型律所为主的雇主单位到校，对二年级学生进行为期两天的面试。表现被认可的学生，会被雇主邀请到单位所在地二面，决定其能否在二年级暑假参与为期十二周的暑期实习项目。二年级获得暑期实习机会，是法学院学生求职流程的核心环节，一旦上车，只要实习期间不做骚扰女同事、团建裸奔一类蠢事，完成实习后就会获邀在毕业后正式入职，拿到十几万美元一年的起薪。因此，每到夏末秋初，法学院学生之间的话题，就只剩下“市场”二字。对于精英法学院的学生来说，2008年前的几年里，不管你说的是资本市场、就业市场、美国市场还是新兴市场，无非是繁荣、持续繁荣、更加繁荣。
那个初秋的周末，法学院租用的一家附近老旧酒店里，涌入了超过200家用人单位。和同年级约200名同学中的大部分一样，我在两天内参加了约二十场面试，收到其中十来家上门再谈的邀请，借机去游玩了当时还没去过的西海岸和华盛顿。但就真实的求职意愿而言，我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进一家有较大中国相关业务的纽约律所，入职后最好能尽快回国，领上美国律所给“外派律师”额外多开的每年几万块“生活补贴”，速速解决经济问题。这是中国学生当时已探出来的路，难度系数不高，随大流也不用费脑子，适合对律师职业并无长期理想的我。
如预想中一样，那年的求职只觉新鲜，并无难度。我选定要去的是家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纽约老字号。转过年，所里按惯例邀请实习生先到纽约搞周末团建。人头聚齐时，大家才发现，这个鼎盛时在全球范围内律师规模不到1000人的律所，当年一口气接收了130多个暑期实习生。但没人觉得自己是被扩招了，大家都相信这只是市场“火热”背景下律所确保人才供给的必然策略。晚宴上，一个穿着三件套的老派合伙人，用纽约人标志性的自嘲语式对围在身边的几个学生说：“咱也没想到，本所居然还会这么受欢迎。”言下之意，人力部门要约发多了，没想到你们都会接受啊！当时没听出老同志云淡风轻中话里有话；歌舞升平之下涌动暗流，谁都不愿正眼去看，但总有人会有些难以言明的感知。
其实，在2007年秋到各家律所上门面试时，为硬拗财经大事门儿清的造型，我特意准备的一个防冷场问题，就是“您对次贷危机的影响有什么看法，前景如何判断？”。当时，“大衰退”还只有“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这个小名，这个词如此“专业”、拗口，人们误以为它说到底无非那个主要归华尔街认知、承受和应对的事情，又叫“周期”（cycle）。被我问到的华尔街律师，都很有信心地表示，最多是特定业务临时受点影响。
吃了专业大佬的定心丸，年轻学子回到法学院，继续情绪饱满地研习金融创新的法律架构。那学期我刚好选了一门“结构性融资”（Structured Finance），讲授的就是MBS、CDO之类金融衍生品相关法律问题，课程基调则是展示精妙的法律和财务安排如何具有将垃圾资产点石成金的魔力。一次，教授请来著名评级机构的高管讲解衍生品评级。一位从不发言的中年日本留学生罕见举手，用僵硬的语调一字一顿发问：“能解释下，衍生品和赌博，有什么区别吗？”台上专家和台下美国学生发出欢快，但听来并非完全善意的笑声：这日本人什么脑子，讲了半天，都没听懂吗？
二年级春季学期一结束，我马上就到纽约开始暑期实习。律所的安排照样周到、丰富，每月上万的实习工资也一分不少，但实习生明显人浮于事。“夏天本就是休假季节，再说实习，不就是体验下嘛！”所里的律师这样安慰，实习生们也乐得做个领高薪的游园者。一个夏天过来，虽没干什么正经工作，但对所里内部情况见识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实习结束没两周，正式工作聘书就来了。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我再次返回杜兰姆，选了些感兴趣而没什么用的课程（比如法理学和法律经济学），并计划要锻炼身体。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正式宣告申请破产保护。新闻爆出那天，还有同学在课间聊得兴高采烈，争论小布什政府不出手解决，到底真是为避免道德风险，还是想把锅甩给下届政府。但超大型金融机构很快一个接一个告急，萧条虽还未出现在南方小城的街面，紧张空气却已弥散在小城里的知名法学院之中了。律界八卦网站不断刷新头条：今天哪个所缩减来年暑期实习项目规模了，明天哪个所裁员了，后天哪个所直接倒闭了。而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有时居然能与身边同学的境遇对号入座。2008年底，北卡起家、全美规模第四大的瓦考维亚银行被来自西海岸的富国（Wells Fargo）银行收购，躲过破产。那位当年帮我开户的黑人营业员，在并购后保住这份体面、从容的工作了吗？
自2008年秋天起，我每天花在读报和看电视新闻上的时间，比之前增加了许多，甚至养成了每天看股指的恶习。那段日子的时事报道还是精彩的，白宫、国会和商界围绕救市的博弈，本是政治经济学在冷战后的一个高光时刻。若不是后来出了川普，鲍威尔森单膝跪地求佩洛西在国会领衔配合救市的桥段，或许就是21世纪美国政治的戏剧画面巅峰了。只是，经历了川普时代，还有多少人记得鲍威尔森和盖特纳这样的角色？若没有索金的生动报告文学《大而不倒》，当年的大人物也要享受“被遗忘权”了。
《大而不倒》中让中国读者最有亲切感的，应是描写中投公司险些出手接盘摩根士丹利的章节。2008年冬，时任中投总经理高西庆先生赴美谈判期间，曾转道杜兰姆，以杜克大学校董和法学院校友身份，在法学院发表讲演。其时，包括黑石、大摩、瓦考维亚等一众美国金融机构一把手齐聚现场，如此众星捧月，既印证了美国当时危机的深重程度，也揭示了中美相对地位的微妙变化。那次讲座后，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至于丢掉。雷曼垮掉后，华尔街一时并不自信自己“大而不能倒”，更有理由紧抱住中国的“大而不会倒”。
“活在当下”
2010年正式入职之初，纽约办公室还没恢复元气。一年级律师入职后，填充日程主要靠各类业务培训活动，此外被安排参与一些不向客户收费的研究、宣传类文件的撰写工作。新律师从中当然能学到不少东西，但这毕竟不是计费业务。大律所那些年通用的一款管理软件系统叫“Carpe Diem”，每名律师需要具体录入自己每天在不同工作事项上花了多少时间，具体干了些什么，所里借此系统汇总信息，形成发给客户的律师费账单。每名律师一年下来的业绩，主要也体现在贡献了多少能够放到账单上的有效工作时数。看过电影《死亡诗社》的人都有印象，“Carpe Diem”的意思是“活在当下”。身为一个日薪起码五六百美元的大所律师，你要是在办公室从早到晚待上一天，收工时填不出几小时能计费的业务，这一天还算是“活过”吗？入职头一个月，午餐和下午茶时间，新律师扎堆聊天，普遍羡慕被分到诉讼业务组的新人，因为他们一来就参加实际业务工作了，要做海量的文档审阅，读包括电子邮件在内的涉案文书材料，从中查找诉讼中可用的蛛丝马迹----没错，这当然是中学毕业就应该能做的工作，未来则会全由机器承担。
我入职后分在公司并购组。并购业务技术含量很高，组里每周的午餐培训会和法学院一些商法课堂非常相似，都是满头银发的白人男性品评特拉华公司法判例的微言大义。因为打定主意要在新单位兢兢业业随大流，因此无事可做的头一个月中，我没按照一些“经验贴”里建议的那样，主动去向资深律师“找活儿”；每日一早打卡，端坐在办公室读组里发的业务学习材料，把律所的班儿上出了机关范儿。和我共用一间办公室的黑人姑娘就要豁达得多，眼见没正经活儿干，上午恨不得十点才翩然而至，晚上六点没到拎包就走，迟到早退碰到合伙人，还热情打招呼。不过，有天她突然关上房门，告诉我，人力的大姐私下找她谈话了：新人态度“不端正”，老板们看破不说破，但年度考评时打分不会手软。
到三月，并购组的业务随天气回暖，一年级律师都开始被安排到交易项目上，一些人甚至上了不止一个，传说中的加班甚至熬夜加班终于出现了。隔三岔五，我也会有披星戴月踏出莱克星顿大道办公室、夜阑人静返回罗斯福岛住处的时候，画风真是有点精英。但实际上，新律师加班的内容，无非是在会议室待命，随时给上级和客户打印资料、整理交易文件、订晚餐披萨外卖。十六万美元一年聘来的年轻律师搬这种砖，乍看荒唐，但其实是律师职业学徒制传统在公司化时代顽强延续的写照。法学院如今常被业界乃至社会公众批评，认为提供的教育不实用，但许多真正的实践技能是没法在学校传授和学习的。比如说，在法学院时，因为经常参加午餐讲座，我吃过太多免费的快餐披萨，但从没有修过“如何订披萨”的课程。一次被安排晚上临时给项目上开会的律师和客户订披萨作晚餐，高年级律师随口吩咐，客户要多加“basil leaves”（罗勒叶），就回头忙活去了，而我既没听明白“basil leaves”是什么，更没听说过披萨馅料里还能放什么“叶子”。幸亏碰到同事临时回办公室取东西，赶紧请教，才解了窘迫。
2010年入夏后，律所业务总体有了好转，我在纽约的工作和生活也已经自如。不加班的周末，我有时会绕着罗斯福岛独自散步，看看眼前的东河水，觉得先这样顺流漂吧。但8月突然接到人力部门电话，说中国资本市场业务极为火爆，合伙人点名叫我和另一位说中文的新加坡老哥调到香港办公室充实人手。我没犹豫就答应了。10月一落地香港，作为所里唯一的代表直接被派去参加了某教培机构赴美上市的招股书起草会，而我基本上不知道这都是在干什么，讪讪地边听边记笔记。合伙人事后笑着说，没事，那天所有人都没法分身，你一个活人去看住场子，就算帮大忙了。
这在讲究年轻律师按部就班成长的纽约，至少是很不常见的。但也正是在亚太市场这种放手让年轻律师独当一面的执业环境中，自2010年末到2013年夏，我感到自己确实从手足无措吃干饭的学徒，迅速成长为对律所有价值的壮劳力。离开纽约前，一位对我很关照的合伙人曾劝我留下，在纽约扎实受训，日后才能成为“一流并购律师”。言下之意，去了香港，只顾糙快猛做项目，纽约这套绣花功夫不可能有人细细教你。“大衰退”刚过那两年的亚太资本市场，总体上高歌猛进，欧债危机隔段时间冒头，制造点恐慌情绪，这让企业和机构更要玩命抓住“窗口”，唯快不破，“活在当下”。多年后，心里还很感谢那些错看我的老板，就像任教最初几年我劝学生做研究不能光顾求快跟风一样，都误会了被规劝者，以为他对这事有长远规划。其实，若只为“活在当下”，那还打什么基础，扔进水里扑腾两下淹不死，就是扎实的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