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当官，65岁被赐死最爱历史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一代帝王封禅泰山后真的天降“祥瑞”。

那是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刚刚效仿祖父唐高宗，完成唐朝二次封禅泰山的历史任务。按照惯例，皇帝东封泰山，天下官员、百姓应当有所表示。因此，唐玄宗刚率群臣下山，等在行宫的礼官就兴冲冲地报告说，有个八岁孩童欲向陛下进献手作颂赋一篇。

听闻八岁稚童能诗善赋，唐玄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只见这名神童入殿后不卑不亢，向在座的贵人们一一行礼，然后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颂赋朗诵起来。唐玄宗见其抑扬顿挫间颇有章法，顿时心生好感，但也担心这是不是当地官员配合出来的欺君把戏。于是，他召来了号称“一代文宗”的宰相张说，命其辨别神童真伪，不要闹出历史笑话。

张说当场出题考察神童的本领，神童均一一回对。出口之快，让旁观的群臣纷纷赞叹不已。唐玄宗大喜，认为此乃上天赐予自己的祥瑞，遂令小神童随驾返长安，授秘书省正字，准其入宫学读书。

这个小神童，就是日后著名的理财大师刘晏。

唐玄宗对年纪尚小的刘晏是寄予厚望的。

秘书省正字虽然官小位卑，但秘书省历来是国朝编撰正史的部门。据记载，唐朝的历史编撰通常出自秘书省著作郎之手，而负责校对、勘验语法、核查史实的，正是秘书省正字郎。让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给一群史学家纠错，即便他是神童，显然也超出其能力范围。

不过，编撰国史必须讲究“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身在其中，足以对其一生造成志虑忠纯的影响。这，或许也是唐玄宗怜惜后辈、爱惜人才的深谋远虑。

刘晏并没有令唐玄宗失望。

开元十五年(727)元宵节，已在朝廷供职两年的神童刘晏，获得了与众臣一起出席宫廷宴席的机会。

当时，勤政楼前聚集了一批技艺精湛的艺伎。其中，以王大娘团队的杂耍戏最引人注目，只见她肩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竿头的另一端顶着座蓬莱仙岛的模型，上头还有个小孩拿着红菱挥舞。

从未见过此繁闹场景的刘晏不禁跟着小孩的动作，手舞足蹈。这一幕，恰巧被唐玄宗注意到了。他又想考刘晏的功课，遂将其召至御前，命以“顶竿之戏”为题，作诗一首。

刘晏不假思索，立即吟出了一首《咏王大娘戴竿》：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着人。

才思敏捷让人惊叹。但唐玄宗还是半开玩笑地问刘晏：“卿为正字，正得几字？”

刘晏一本正经地答道：“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

朋，无论是用篆书还是楷书，其字体看起来都是斜的，而且还有“朋比为奸”之意。刘晏一语双关，说明他知道朝中权相执政、朋党相争的情况，故特意以字为谏。

这再次证明了刘晏作为“国之祥瑞”的价值，也令唐玄宗相信，神童现世，大唐伟业必将万古长青。

时光流逝，刘晏幼时看到的繁华景象，到头来被证实是过眼云烟。自玄宗开元末罢免张九龄、委政李林甫起，大唐盛世就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不过，这对于一直身处帝都中心的刘晏而言，影响不大。

作为盛唐年少成名的官员，此时的刘晏已经出落成翩翩君子。在秘书省供职的十余年间，他无一日不想效仿姚崇、宋璟、张九龄辅佐唐玄宗治国安邦。为此，他专门上书唐玄宗自荐外放，不求名位，只愿治事，积攒理政经验。

唐玄宗虽然圣明不似从前，但看到自己倚重的“盛世希望”愿意舍弃名禄到地方上“吃苦”，还是颇感欣慰。刘晏的奏疏刚呈上来，他就大笔一挥，给了山西夏县县令的职务，让刘晏空降并主政一方。

▲唐玄宗。图源：剧照

唐玄宗安排的夏县，是当时有名的“逃户”县城。所谓“逃户”，就是古代为逃避赋役，流亡外地而失去原本户籍的老百姓。为了减少夏县的人口流失，刘晏上任之前的夏县父母官没少派人跨县抓捕失踪人口，甚至开出优厚的免税条件，劝诱百姓回原籍居住，但收效甚微。

事实上，逃户现象在盛唐时代屡见不鲜。唐玄宗此前曾采纳监察御史宇文融的建议，进行全国性的“检田括户”。要求各州逃户于逃亡之日起，百日内向衙门自首。凡向地方衙门自首的逃户，可选择就地入籍或返回原籍居住，不论逃亡之罪。

为了显示官方的诚意，唐玄宗的旨意还重申，就地入籍者，可享受官府给予免除六年赋租、只交户税钱的优惠政策。当然，如果逃户限期不首或故意抗命，唐玄宗也给他们安排了去处----解递边境，附为百姓。至于那些胆敢窝藏逃户，抑或想方设法把逃户变成“奴隶”的，无论官员还是富户，一经发现，通通充军。

政策实施初期，的确收效显著。经过一次“括户”，大唐“凡得客户八十余万(有虚报的成分)，田亦称是。岁终，增缗钱数百万，悉进入官”。但，检田括户的部分措施也导致了新逃户的出现。如，逃户就地入籍可享受六年免税的政策，无形中加剧了土著居民与外来居民赋税负担的差距，一些原土著居民见到外来人士免税空间大，也萌生起了当逃户的思想。

刘晏到了夏县，一一走访返回原籍居住的“逃户”，向他们了解外逃的原因。经调查，他发现，此前检田括户不仅有以上政策漏洞，在夏县更出现了豪强转嫁赋税给弱户、自己虚报成逃户避税的情况。

为了查明真相，刘晏想了个办法。他将自己打扮成道士，天天在县衙门口替人算命、断事，并吩咐衙役，暂不受理逃户或穷苦百姓受欺压事件。如此一来，那些有诉求的百姓就只能汇聚于他的摊前，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求大师指点迷津。

每及此时，刘晏总要掏出纸笔，将百姓们的诉求记下来，并告诉他们，你是受冤屈的人，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待收集完足够的证据后，刘晏便回衙门升堂，召来犯事人等，逐一裁判。在铁证面前，那些豪强只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接受法律惩处。

不多时，刘晏治下的夏县就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一改往日颓败景象。

刘晏在夏县的历练，既为他日后主管唐帝国财政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令唐玄宗再一次为他的“神奇”所折服。看完刘晏的述职报告，唐玄宗语重心长地落笔：“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

“足食”“富国”“利人”，自此成为刘晏毕生的座右铭，为中唐之后的天下安稳提供了理论依据。

尽管刘晏在夏县政绩卓著，但仅凭一己之力，他显然无法改变大唐盛世即将落幕的格局。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胡人边将安禄山打着诛灭奸相杨国忠的旗号，起兵反唐。由于安禄山反叛前一人兼任平卢、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大片区域，唐朝又重外轻内，唐玄宗竟一时半会凑不齐防御关中、河洛的部队。安禄山大军一路南下，仅月余就攻陷洛阳，朝长安飞奔。唐玄宗闻讯，只能仓皇西逃。

▲安禄山。图源：剧照

安史之乱爆发时，刘晏在长安任侍御史。皇帝西狩，仓皇之下竟也顾不上他。刘晏只能根据叛军的走向，避居襄阳，蛰伏以观时局。

唐玄宗西逃倒是没了往日神气。他不管不顾，一头扎进“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太子李亨只能另觅他处，在群臣的拥护下，北上灵武，收拾残局。天宝十五载(756)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史称唐肃宗。但在此之前，唐玄宗已诏令天下，授予永王、丰王、盛王等三位皇子兵权，令他们分管西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等统共十一路兵马。

这下，给本就动荡不安的唐朝政局再添隐患。

永王李璘奉命坐镇江陵，控制着江淮地区的赋税。眼下北方战火纷飞，挽救大唐最好的方法便是效仿东晋，借助江南经济打持久战，将安禄山集团耗死。因此，永王未加请示就拥兵自立，并以讨逆之名派人前往襄阳邀约刘晏入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