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卞仲耘“八五”遇难事件谈起chufang博客

一、它从来没有轰动过——卞仲耘命案是什么时候进入公众视野的？

像文革中无数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一样，卞仲耘的死亡事件在文革中以及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于亲历者和他们的亲友间的口耳相传。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事件似乎发生以后就随即在社会上传播，并受到广泛关注。例如，师大女附中当时在校的学生叶维丽说：“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多年过去了，文革中绝大多数暴力死亡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卞仲耘之死，却日益凸显出来。”（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载《记忆》第４７期，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日）另一个当时的在校学生李红云甚至把它称作“在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李红云：“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代人座谈会纪实”，载《记忆》第１０６期，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她们作为当时的在校学生，或许亲眼目睹或经历这个事件，心理上深受震动。但是说“在当年就震惊京城”或“轰动全国”，是没有根据的，是在记忆中把个人的感受扩展到整个社会。拿我本人来说，我当时是中国科大四年级的学生，当时科大还没有搬迁，校园就在北京复兴门外二十华里的玉泉路，卞仲耘的一个女儿当时就是我们科大的同学，但是我没有任何印象有人提到本校有同学的母亲被她的学生打死这样的事。至于１９６６年８月份发生在北京的其他暴力死亡事件——文革后统计有一千多起——也不是“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实际情况是，卞仲耘事件和“红八月”其他暴力死亡事件，以及不久后发生在大兴县的屠杀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事件，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公众视野。因为对于这类事件，当时中国官方的媒体是不会报道的。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今天这样的互联网，官方媒体不加报道，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呢？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在女附中担任师生代表会主席的刘进回忆，在８月５日当天晚上，她们就把卞仲耘死亡一事汇报给了市委书记吴德，吴德在听完汇报后“面无表情”，停顿了片刻后才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死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她（卞仲耘）已经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传播消息，不要扩大影响”。这个指示是传达到当时在校的全体同学的。在这样的警告下，即使是大字报、传单和几个月后兴起的民办小报，虽然有各种派别观点，看上去言论很自由，但是没有一家是反对文革的，它们对这类死亡案件保持沉默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因为任何有关这些惨案的报道都是“给文革抹黑”。

我相信社会公众都是在网络兴起以后才了解到这个案子的，也就是说，是在文革结束后许多年才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我希望各位当年在京城的朋友回忆一下，你们是什么开始听到卞仲耘这个名字和她被学生打死这件事的，是不是我说的这样？其实，何止卞仲耘，就是老舍投水、傅雷夫妇投缳等事件也一样，除了死者家属外，也只有少数人知晓。文革后曾经流传这样的故事：老舍离世以后多年，国际上都以为他还在世，要给他评诺贝尔文学奖。说明文革中那些所谓“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有广为人知的。

文革结束后，田家英、吴晗、邓拓和老舍等名人高官得到平反昭雪，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卞仲耘命案，可能是因为“级别”太低，类似的案件太多，仍然得不到官方媒体的关注，所以从来就没有过“轰动全国”这样的事。有些亲历者说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京城和轰动全国，是错把后来的认识当成了从前的记忆，这是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上了年纪的人，人生的经历错综复杂，常常会把自己近年的认识同早年的记忆混为一谈。

那么“八五”事件是如何进入公众视野的呢？就我所知，此案被文字载入历史最早是１９８６年王友琴所写的《女性的野蛮》一文，这已经是事件发生后２０年之久了，该文提到了她所上的中学的校长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被学生打死。此文没有发表在任何刊物上，国内也没有刊物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只是印在她的一本名为《校园随笔》的文集里面，这是一本讲述作者文革后在北大上学经历的文集，不是一本讲文革历史的文集。那本书在１９８８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她在书中《女性的野蛮》一文中简单地提到：“我还看过，站得很近地看过，看同学们毒打老师，后来，我们的校长被打死了。”卞仲耘一案进入公众视野应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虽然当时的读者应该很少，而且她在文中没有讲她的中学的名字和被打死的那位校长的名字。

又过了六七年，１９９４年王友琴写了《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１９９５年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的八月号上，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０日刊登在《华夏文摘增刊》“文革专集（一）”。《华夏文摘》是海外中国留学生在１９９１年４月创办的第一个用电子邮件递送的中文网络刊物，２０００年建立了名为“网上文革博物馆”的网页，由于国内读者当时还没有进入网络的便利，就把该网页的更新内容编成《文革博物馆通讯》发送到读者的电子邮箱里，这一期《华夏文摘增刊》的“文革专集”就成为《文革博物馆通讯》的第一期。这一次她在文章中指出了学校的名字和被打死的校长的名字，她是这样写的：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已死了。……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５０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

这个事件的叙述在后来的一些辩论中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和修正，但是基本事实没有什么改变。那就是学校的五位领导，受到了本校学生数小时的暴力残害，文革爆发前这所学校中地位最高的副校长卞仲耘在折磨中死去。

这个事件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人所共知的文革历史中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官方对文革研究“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中国的主要媒体（如报刊、电台）可以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互联网在国外的兴起以及从海外向中国国内的普及，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以下几件事，限于个人的记忆，它们分别是：

第一，２００３年，卡玛摄制的文献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在美国上映。这部影片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这个影片中提到卞仲耘被打致死的人是前面提到的叶维丽，她当时是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她在影片里这么说：“一些学生让校领导在校园里进行体力劳动，劳动的同时，挨打挨骂。那是８月很闷热的一天，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就倒下来了，她有心脏病和高血压。我当时不在学校，后来听说校长被打，第二天我们回学校听广播，那天的广播非常短，‘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再提了。’我们全班都坐在位子上，没有一个人动，有一段时间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吓傻了，几个月前还是一个权威、校长，一下子就被打死了。如果文革是这样暴力的话，那我无法成为一个革命者。我们师大女附中，当年是北京最好的女校，甚至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女校，这样学校的女孩子，怎么会从　nice　girls　变成了　murderers（怎么会从乖女孩变成了杀人凶手）。”

顺便说一句，这个影片也采访了“八一八”上天安门城楼给他们“心中的红太阳”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宋彬彬，她当时是北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就发生在她担任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的期间。宋彬彬在银幕上虽现身却不露脸，观众能听到她谈话的声音，看到她的姓名，但只能见到她遮黑了的身影。宋彬彬在影片中没有提及学校里打死卞仲耘的事件，而只是讲述她“八一八”那天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袖章以及毛泽东就她的名字说了“要武嘛”这三个字的情节。

这个影片最初是面向英文观众的，在国内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大。第二件事就是：２００６年，独立电影制作人胡杰又拍摄了《我虽死去》，这是一个专门呈现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这天前后发生的惨案的纪录片，它把卞仲耘丈夫保存的一些遗物和照片搬上了银幕，又通过网络的传播，在国内将卞仲耘案件普及开来。

接着，第三件事就是：２００７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为九十周年校庆搞了“知名校友”评选活动，这次活动非常高调。评选“知名校友”的组织者没有把王友琴列入候选名单，却把宋彬彬选为了知名校友。庆典被命名为“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且会场外竖立着显示“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巨幅照片。据说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然而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不仅仅是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他们中不少人也从日益普及的网络上知道了，这个被伟大领袖叮嘱“要武”的红卫兵领袖所领导下的女子学校，发生了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的事件。于是校庆活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使得人们把关注聚焦到四十一年前发生在这座贵族学校里校长被打死的案件上。由于这个校庆活动发生在互联网在中国大陆普及的时代，正是这个事件在普及卞仲耘案的过程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虽然这不是校方隆重举办九十周年校庆的初衷。

在此过程中，１９６６年８月任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的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２０１０年最终定稿。这份两万余字的调查报告花了八年时间，“走访老师１６人，同学９６人”。报告的重点之一是“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面面俱到。但没有公开披露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她们知道有十个左右——她们没有去找，因为她们觉得“自省是个人的事情”，最好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这份报告被刘进交给了“组织”，尽管调查者知道发起揪斗、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有十个左右，但是报告里有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份报告至今也没有公诸于众。所以直到今天，世人和死难者家属都不知道这件命案的责任人，尽管这份报告的撰写者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