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史家送给李约瑟的礼物赛先生
何丙郁先生说：“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而中国科技史家给予李约瑟的帮助是“中华民族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中国科技史家送给李约瑟的礼物中，来审视他们为李约瑟提供的帮助及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
李约瑟自1937年受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等中国学者的影响，开始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并心生向往后，又于1943年至1945年在中国各科研机构作实地调研，更加坚定了他要深挖中国科技史“金矿”的决心。在此期间，李约瑟通过晤谈、研讨、演讲等方式，广泛结交有科技史研究兴趣的同仁，并通过求教、参观、市场采购等方式收集中国科技史料。李约瑟领悟到，做好中国科技史研究离不开中国科技史家的支持与帮助，而中国科技史家也为李约瑟能够放下已卓有成就的生物化学研究，从一位胚胎化学的奠基人转变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学生”而敬佩不已。因此无论是在李约瑟访华之际，还是逢其寿辰之时，中国科技史家们都会赠送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或是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礼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在中国科技史家送给李约瑟的礼物中，书法和篆刻占有相当的比重。以中国文字为载体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说自李约瑟接触汉字之初便一直吸引着他。在遍访中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日子里，李约瑟与诸多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科技史家过从甚密，甲骨四堂中的郭沫若和董作宾都有书法作品相赠，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用朱砂书写的《道德经》截句大获李约瑟“道心”，农史学家石声汉则以“人道敏政 地道敏树”的书法立轴作为定交之礼。而篆刻的审美意趣和实用价值所表现出的艺术魅力同样深得李约瑟的欢心。这使他在初走古丝绸之路时，便开始或买或捡地收集沙漠中能做印章的五彩石头，或留作自用，或惠赠友人，竟忘了卡车抛锚的烦恼。李约瑟研究所成立后，他直接选用“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用”的印文作为所徽，并应用在研究所的奠基石、信笺纸，以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招牌上。
李约瑟的早期用印大多是请北京、杭州等地篆刻店的艺人篆刻的，中国科技史家为他亲自操刀治印或找人代刻印章则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莫弗特（J. Moffett）与陈正宏主编《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一书的附录部分，刊载了1942年至1971年李约瑟用印17方，除1971年的为日本人所刻外，其余皆出自中国篆刻艺人之手，年代最晚者为1964年，是李约瑟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访华时，请西泠印社韩登安刻制的[1]。后受时局形势的影响，书法篆刻重新走进李约瑟的视野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了。
上海科技史家胡道静（1913—2003）因研究《梦溪笔谈》而驰名海内，其代表作《梦溪笔谈校证》（以下简称《校证》）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李约瑟对《梦溪笔谈》也有精深的研究，但自《校证》问世后，他引用《梦溪笔谈》的内容则多以《校证》的研究成果为标准。因此《梦溪笔谈》便成了联结李约瑟与胡道静学术友谊的纽带。《校证》发表后，李约瑟先是与胡道静鸿雁往还，后来在他历次的访华行程中必到上海拜访，除1972年造访未果外，每次都有学术畅谈的经历[2]。为向李约瑟表达敬意，胡道静每次也都有礼物相赠，有些礼物虽不是道静先生亲手所为，但礼物设计用心良苦。比如请著名画家谢稚柳作图，再请竹刻家徐孝穆所刻的竹搁臂；请孙仲威绘画，再请周谷城题款的《寿星图》。此中当然也不乏金石篆刻作品，比如在得知李约瑟取了“胜冗子”的新别号后，请孙仲威代刻的鸡血石别号印；还有请蔡天石篆刻的“李约瑟”阴阳文对印，充当了李约瑟为《科学少年》撰文的稿费；而胡道静转赠戈革为李约瑟刻制的一组姓名斋号印[3]，可算是中国科技史家赠送李约瑟篆刻作品的典型代表。
胡道静夫妇与李约瑟合影[4]
戈革（1922—2007）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原习理论物理学，中年后治量子力学史，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批物理学史研究生导师。戈革先生精通英、德、俄三门外语，并有为学术献身的坚定意志，专研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 Bohr），独立翻译《尼耳斯·玻尔集》12卷，最后两卷是在克服白内障眼病的情况下仅用一年时间完成的。戈革因翻译速度快享有“快刀手”之称，虽“快”却不失“译事信、达、雅”的水准，而这“雅”的基础便来自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尤其对方块字的情有独钟。戈革书法篆刻皆善，尤其对篆刻一道造诣甚深，他自1954年开始收集印谱自学篆刻，篆刻作品数以万计，钱钟书的常用印便出自戈革之手。而与翻译作品相似，戈革刻印速度快且不失艺术水准，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完成金庸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印章创作，共计1600余方，得到金庸的回信赞许。戈革常叹息：“可怜洋人无中国之方块字，故不能从欣赏书法和篆刻中获得更多的享受。”但李约瑟是个例外。
李约瑟虽然没有接受过学院式的汉语教育，但他凭借着“愚勇”的刻苦精神和善用科学方法的灵活头脑，领悟了中国古老会意象形符号的奥秘。李约瑟从读音入手学习汉语，他使用剑桥大学汉语教授威妥玛（T. Wade）和翟理思（H. Giles）创制的 “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来标识汉字的读音，并大胆使用化学方法研究分析汉字的造字规律。他把汉字看作是化学分子，而部首为原子，整个汉字系统便是由214个原子用各种排列组合法构成的整体，他有效地运用分子和原子的概念帮助理解汉字字义和记忆汉字的字形[5]。外加剑桥汉语教授哈隆（G. Haloun）和鲁桂珍等人的加持，在书写和阅读古文献方面，李约瑟更是如虎添翼，汉字和汉语水平均达到了满足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水平。中国科技史家凡见过李约瑟中文学习笔记者无不心生敬佩，有按读音分类总结的《李约瑟的英汉字话书》、有记录词组短句类的《行字典》、有繁简字参考的《中文简繁字对照表》，另外还自编《汉英字典》和《中国文理法》等。或许正是有了对中文的深度理解，李约瑟给自己取别号时才得心应手，而这也恰是戈革为李约瑟治印的缘起。
李约瑟先后为自己取过3个别号：丹耀、十宿道人和胜冗子，胡道静写有专文介绍。“丹耀”之“丹”，指道家炼丹之结晶，且与道教之祖李聃之名同音，体现出李约瑟对道家外丹丹术在化学成就上，和对内丹丹术在生理学功能上的肯定；“十宿道人”中的“十宿”是“Joseph（约瑟夫）”的中国南方的译法，10世纪阿拉伯人将此西名传至中国，用闽南语译“Joseph（约瑟夫）”便是“十宿”，包含有中外文明交流的内涵；“胜冗子”的意思是“克服混乱的人”，象征着李约瑟努力克服他人对中国科技史的误解、错译和谬说，体现着他为中国科技史正名的决心。
李约瑟的中文学习笔记[6]
戈革觉得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心甘情愿地为中国科技史奉献大半生已实属不易，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自己所取的汉文姓名、别号等所表现出的传统文化素养之深，令中国当代的科技史学者都难以企及。感动之际，便为李约瑟创作了这组9枚，包括姓名印、别号印、藏书印的组章，涉及李约瑟使用过的所有姓名、别号[3]。
戈革1993年为李约瑟治印九方[7] 从右至左、从上到下，分别为：李约瑟、丹耀、李约瑟、丹耀、胜冗子、十宿道人、丹耀长寿、丹耀藏书、十宿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