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怎么看“五代十国”？陈季冰

在宋人的心目中，五代的阴影无处不在。可以说，他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大多数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制度规范，都是“惩五代之戒”。

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在国内民众中引发了一轮少见的“五代热”。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图/豆瓣）

算起来“五代”一共只有54年，但中原王朝就更替了5个，更别说主要在南方的好几个割据政权。所以这个时期也常被称为“五代十国”。要搞清楚这段“乱哄哄你唱罢我登场”的纷乱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五代时期显然不是什么“太平年”。但对于宏观历史而言，五代时期孕育了许多制度创新。这段时期堪称中国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很大程度上说，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华夏文明造极之世”的宋代政治的基本面目，亦是由五代所塑造。

今天我们读宋史时经常会看到，在宋人的心目中，五代的阴影无处不在。可以说，他们处心积虑设计出来的大多数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制度规范，都是“惩五代之戒”，也就是从五代汲取教训，防范那样的乱世再临。

但这种努力是双刃剑，一方面，如果不是那样，则中国历史上大概率就不会有320年繁荣的大宋，而五代则会变成“六代”……另一方面，它也直接酿成了有宋一代“兵不善战”、始终被北方游牧民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恶果。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看看宋人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样的大家，在当时是如何记录和评价刚刚过去的那段五代史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正月，因“乌台诗案”而谪贬黄州（在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苏轼蒙宋神宗手诏，许他移至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在今河南平顶山，比黄州距京城要近得多。这是皇帝给予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士的“特殊照顾”。

诰命于三月上旬抵达黄州，苏轼一家于四月一日辞离黄州，沿长江一路顺流而下，然后再沿大运河折向北上。六月底、七月初，东坡抵达金陵，见到了下野后的王安石。

自熙宁九年（1076）十月第二次罢相，王荆公已经在此地闲居了8年，当时它的官方正式名称叫做江宁府。这是他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父母安息之所。他对这里比对故乡江西抚州更加熟知，也更充满感情。

苏轼此番在金陵城共盘桓了一月有半，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文坛前辈和昔日官场上级，也是他与王安石朝夕相处最久的一次。此时的两人都远离了现实政治的风口浪尖，一身轻松的他们便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语言，“剧谈累日不厌”。这也是这些年来东坡第一次真正“棋逢对手”——遇到一位天赋与才情相当的对话者。

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蔡絛：《西清诗话》卷上）

图/AI生成

经史与佛学，是他们的话题中心。

要论文章传承，王安石与苏轼都出自欧门。“一代文宗”欧阳修不但自己文才独步天下，还先后栽培提携了曾巩、王安石和苏轼三颗中国文学天空中的璀璨巨星，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世之师”。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王安石再次见到苏轼，立刻又想起了两人共同的伯乐与恩师——已于熙宁五年（1072）离世的欧阳修。他说：“子瞻当重作《三国书》。”

欧阳修曾因不满意宋初薛居正等奉旨所撰的官修《五代史》，特意私自又重修了一部。他的这个版本后世一般称《新五代史》，薛本于是便成了《旧五代史》。

不知为何，王安石对此耿耿于怀，他认为欧阳修应该把宝贵的精力才华用于重修《三国志》才对。他不止一次抱怨过，“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

另一种说法是，王安石对欧公撰《五代史》一向评价不高。一次神宗问他：“卿曾看欧阳《五代史》否？”他回答说：“臣不曾仔细看”，接着略带揶揄地说：“但见每篇首必曰一‘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

此事发生在熙宁八年，因时任三司使章惇之荐，朝廷特赐欧阳修之子、大理寺丞欧阳发（字伯和）进士出身，神宗皇帝由此与宰相王安石聊起乃父的《五代史》。王安石当时还说，自己只读了几册，觉得“其文辞多不合义理”。批评得甚是严厉。

但也有一些记载与此很不同。据说，有一天王安石看到大弟王安国的书案上放着这部书，便问道：“此书何如？”安国回答说：“（欧阳公）是在以明白易晓之言，叙扰攘难尽之事。要对它作出准确公允的评价，很不容易。”王安石听了，觉得弟弟的话诚恳而切当。

黄庭坚也曾回忆说：欧阳文忠公的《五代史》成稿后，有人作了篇序置于书前。王荆公看到后十分不屑地说了句粗话：“佛头上岂可着粪？”

综合起来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的判断：

首先，以欧阳修在当时“一览众山”的文坛泰斗地位，在官方体系之外自行修撰一部《五代史》，可能引起了不少关注与议论，以至于皇帝都感到有些不安。

在王朝时代，修史、特别是修刚刚过去的前代史，远不是做学问那么单纯，那可是一桩与本朝皇权合法性高度勾连的庄严大事，政治仪式感非常浓厚。而就王安石而言，身为宰相的他必须对朝廷官修的那部《五代史》作出适当的维护，哪怕那已是百年前的事了。

当然，他本人对欧公《五代史》的确也是不满意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欧阳修花了那么大心力独自一人完成这部巨著又心存敬意。

如果王安石确实贬低过欧阳氏《五代史》，放到后人的视域中，则此事一方面折射出这位目空一切的“拗相公”的孤傲与不自谦，另一方面却也展现了他对史学的深刻体认。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根本性学术问题：史学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一直以来，儒家学术传统将《春秋》作为修史的圭臬。按照汉代以后形成的官方正统理论，孔子的微言大义意在使“乱臣贼子惧”（孟子语），也就是强调它的褒贬讽诫功能，即扬善惩恶、鉴古而开来。《宋史》本传如此评价欧阳修的史学成就：

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

与现代学术界普遍偏重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不太同频的是，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格外推崇欧阳修的学术，将欧公抬到“宋学初兴的第一位史学家”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只是因为欧阳修“在文学上的造诣和成就太过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学上的贡献转而掩盖了。”

那么，欧公的史学究竟卓越在哪里呢？钱宾四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标准儒家式的：“（欧阳修）《五代史》模仿《春秋》，着意在褒贬。”

然而王安石作为一个在文学和学术两方面都有极高敏感与造诣的大家，对史学却有明显的不同观点。许多人读过他的一首著名咏史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王安石：《读史》）

这首诗的写作年月不详，但历来颇有人认为，它的缘起恰是欧阳修的《五代史》，很可能作于熙宁中后期宰相任上，也就是神宗问起《五代史》之后没多久（作者注：但也有人说这首诗作于元丰八年，也就是王安石去世前一年。这年三月，神宗崩，新法渐废，《读史》便是在忧虑愤懑中写就的）。

诗名所谓“读史”，所读正是欧公《五代史》。更为具体和直接的由头则是：欧公《五代史》对五代名人冯道贬抑甚严，到了口诛笔伐的程度，王安石大不以为然，

欧阳永叔作《五代史》，时冯道最佳，有机谋，善避难密，能安主存身，可谓吉士。永叔贬人，甚无谓也。作史难，须博学多闻，又须识足以断其真伪是非乃可。盖事在目前，是非尚不定，而况名迹去古人已远，旋策度之，焉能一一当其实哉！

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安石认为，写历史，难就难在首先要把一个个具体史实搞得十分清楚，然后再以自身广博的学识去辨别、还原和再现一段历史。在此可靠基础上，才谈得上臧否事件、褒贬人物。

图/AI生成

薛居正早于欧阳修差不多一百年，他本人在后唐即举进士第，历仕唐、晋、汉、周四代，他主持下宋朝官修《五代史》的编著者们也多是五代的亲历者，他们对于五代的人物、政事、典章、制度显然比只能借助二手材料的欧阳修熟悉得多。

虽说一段历史的当事人因为自身立场、观念和利益的牵连而对历史做出不客观的陈述和评价，即所谓当局者迷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更一般地，当局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着立体多元、丰富细致的体认，因为他们藉以评价历史的不仅仅是抽象干瘪的伦理道德原则，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