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焕然一新饶毅
【近几十年北大历史性的重大决策之一是其核心学科引进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这批教授的绝大部分（但非百分之百）推动落地了北大体制机制的改革，带动北大教师队伍跨越发展，提高了研究质量和教学水平。
如果说，最近二十年北大发展最快、最好的是生命科学，应该没有很大争议。而且，生命科学的发展推动的体制改革带动了北大全校的发展重要的是，它并非依赖从上到下的集中的权力，而是通过分散但团结并配合的群策群力，需要有多个部门优秀、负责、有能力落地的学者领导推进和长期坚持奋进】
改革与和谐相辅相成
不和谐的改革，难以推进；
不改革的和谐，不能长久。
改革之前，有多方面问题，包括矛盾。
如果明知问题和矛盾，却慷国家之慨，以不改革、不触碰问题不解决矛盾来建立自己的老好人面貌，单位就长期不能和谐，也难以得到长期稳定支持，而陷入困境甚至恶性循环；
如果直面矛盾，通过改革体制根本解决问题，改善文化建立良好环境，单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谐，分工合作共同争取资源，努力为国家工作，而不断良性循环。
“和谐”二字，在中文反复出现，似乎显得俗气，实际非常重要。和谐的模式，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一群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和谐。首都医科大学的班子是一个例子。一种是分开工作，但实际相互合作。北京大学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学科是一个例子。后者距今有一定的时间，因此方便讲。
一般来说，中国大学某个学科发展迅速的原因是校领导自己的学科。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我在生科院院长的任期内刻意不力推自己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在卸任院长之后再发展，而且我参与的神经生物学最大的机构在北京专门成立的、北大之外的北京脑科学中心。
许智宏老师是北大校长中唯一的生物学家。其任期从1999年至2008年，是北大名义任期最长的三位校长之一、实际任期最长的校长。北大生命科学学院建筑面积两万七千（使用面积一万三）平方米的大楼在其任期建成。改善了此前使用面积只有不到四千（建筑面积七千多）平方米的窘境。2004年开始探讨、2007年招聘我。
因为自从2008年11月之后，生命科学在北大校领导层完全空缺，所以发展北大的生命科学无法永远依靠从上到下。
但是，没有许智宏校长的决心和安排，北大生命科学不可能那么快开始新时期。在我任院长期间，如果没有许智宏、闵维方、林建华、周其凤、王恩哥等校长，王仰麟、刘波、郭海、闫敏、杨开忠等的大力支持，北大生命科学学科不可能很好发展。北大的幸事之一是曾经有一些不事事为自己、不唯上而坚持做好事不留名的职能部门领导。
在我与北大管理有关的阶段（从生科院院长到理学部主任任期内），大部分时间、在大多数问题上，北大的目标、原则、标准有高度共识，虽然那些年换了四位书记、五位校长（迄今19年是五位书记、六位校长）。北大行政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也有相当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北大传统上没有清华那种紧密的文化是一个缺憾。
十九年来生命科学多个分散的机构，都朝向同一目标团结努力，北大生命科学总体得到很好的发展。对单位发展有一般借鉴意义的一点是：不是通过从上到下的权力推动，而是分散的科学家团结奋进的结果，这是中国不多见的例子。
需要说明：虽然我主张团结好人，并不主张团结坏人。英文有句话，粗俗的翻译可以是：拥抱朋友，更拥抱敌人（keep your friends close, keep your enemies closer)。但我不同意这种处世哲学，因为个人的生命有限，完全没有必要故意浪费给坏人。坏人只应该被批评，不应该被拥抱。
北京大学的生命科学，2007年之前无论在世界、在中国还是北大都属于偏弱小的学科。经过改革，创作团结合作的格局，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成为世界瞩目、中国领先的机构，其科学研究继续以高质量为核心在生命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两方面稳步迈向世界前列。
今天，北大校本部的生命科学可能体量较大、质量较高。
但2007年不是这样。
生命科学当时在北大是弱势，而北大生命科学在全国也是弱势。北大文科强，理科的数理化也非常强，其中数学自从1953年之后曾经长期国内遥遥领先，甚至有时可以认为它与科学院的全部数学研究所、全国其他高校的数学似乎有三足鼎立的态势。北大的化学也是稳居全国第一，也超过科学院化学方面单个研究所。北大的物理在高校第一，与科学院物理方面单个研究所也可以媲美。但是，北大的生命科学，教学很好，但在研究方面接近无足轻重（胰岛素工作北大主要是化学的老师参与）。1949年之前的协和医学院、1950至198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的多个单个研究所遥遥领先北大的生命科学。生命科学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如果回国工作会首选中国科学院在上海或北京的研究所。2004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会首选北生所。极少数有北大情节的人会例外。但是北大没有清华的传统，死心塌地不顾自己个人利益而支持北大的校友有可能不到清华拥有这种情怀校友的百分之一。
我自己参与中国科学发展的第一步也不是北大，而是于1990年代中期参与中国科学院上海部分的工作，先后有上海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神经科学研究所、上海交叉学科中心等三个单位。我第二步仍然不是北京大学，而是2004年成立的北生所。第三步才是北大。所以，如果说有北大本科生的曾外孙情节，都显得牵强附会（两个舅舅、一个堂舅本科入北大也是事实但并非家里经常有人念叨的）。
入北大而非科学院，因为我认为北大和高校的生命科学研究应该会顺应世界趋势而上升，而我的教学特长也同时可以用上。事实证明这两个判断都没有错。
北京大学校本部的生命科学最初只有生物系。以后成为生命科学学院。
到2007年，生命科学学院本身只有不到四十个实验室，以植物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为大，有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生理学，但一般规模较小。
生命科学学院之外，2001年成立了理论生物学中心（CTB），2004年成立了分子医学研究所（IMM）。但两个机构的负责人都没有全职回国。
2007年之后，生命科学学院全学院成建制改革。北大生科院的工作表面看是我主持，甚至有人误认为我独裁，实际是院领导班子和教授委员会。成立了多个教授委员会，我全部遵守了教授委员会的投票决定。在院领导班子层面，我偏向发展的方面。柴真书记发挥很大作用。她是北大本科、在瑞典获博士回北大工作多年，不仅熟悉情况，而且工作能力强、有公德。我们很好地发挥各自特长，遇矛盾较大的问题时配合很好：外界的批评焦点（我）与实际决策者（她）分开的时候，减轻了实施的阻力，效率和公平才更好兼顾。
支持学校争取CTB和IMM的创办者都全职回国。积极引进、参与积极支持北大多方面引进人才。从动态生物成像中心挂靠生科院到争取北京市高精尖中心，配合北大逐步引进、全职落地谢晓亮回国。
生命科学学院争取成为了国家蛋白质平台的一部分，在北大校内支持全校从化学到医学的相关院系。获得教育部支持建立北大清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PTN）研究生计划，与两个校外单位合作。获得国家支持建立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与清华协同发展，在北大校内支持全校相关院系和老师，切实鼓励学科交叉、共同进步。CLS研究员遍布校本部和医学部。
我任期的生命科学学院改革，其中一步可能是全国唯一的：我提出一个任期后卸任。因为一个学院规模不大的情况下实际主要改革已经到位，需要考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是其后继是否稳定。我觉得应该通过卸任来检验改革是否成功、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提出不再续任出乎很多人的意外，有人甚至批评我不负责任。当然这可以通过找到合适的继任人选而解决。吴虹是北医毕业生，中国留美生物学项目（CUSBEA）第三届的第一名，哈佛和MIT的训练，当时是UCLA的教授。我找了UCLA的吴虹继任。她任期十年后找到了UC Irvine的陈雪梅继任。这样，形成了一个换人、换研究方向的稳定交接模式。如果能够全国的高校推广，也许很值得。
国家蛋白质平台和化学生物学
北大化学学院主持国家和北京的“核磁共振”（NMR），是分析蛋白质和小分子的核磁共振。
我在许智宏、周其凤、林建华持续支持下获得国家蛋白质平台之后，我也积极支持化学学院老师主持的核磁共振中心。
北大化学本身已经有很多交叉研究生物的，蛋白质平台、CLS都加强支持化学交叉生物，以科学发展规律、以北大整体发展目标为考虑的基础，从来不以学院划分。
化学学院的化学生物学系，好像全部有CLS长期稳定支持
心理系到心理与认知学院
北大的心理学科一直是理科为主，但我回国的时候不够强（相对北大文科、理科院系和国内其他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