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仇恨何以延续70年？大声思考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当代中东国际政治中最持久、最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之一。这种对立并非单一政策冲突，而是意识形态差异、地区战略竞争、国内政治结构固化以及关键议题长期僵局的综合产物。

美伊对立，是历史凝固的宿命。要理解这一宿命式对立，必须沿着历史时间线梳理双方在不同时期的互动逻辑。

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开始，美伊关系经历了多轮演变：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决裂、两伊战争时期的军事化对抗、海湾战争后的结构性围堵、2011年后的代理人博弈以及近些年的核问题僵局。正是这些阶段性博弈层层叠加，塑造了今日中东地区复杂的战略格局。

在伊朗民族主义叙事中，美国成为了民族独立的重要障碍

美伊矛盾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伊朗摩萨台改革。1951年至1953年的摩萨台改革及其被推翻的历史，是理解伊朗社会长期反美情绪形成的关键历史节点。摩萨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仅试图在经济上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也试图在政治上摆脱长期以来外部势力对伊朗的操控，而美国在这一进程中的直接干预，则深刻改变了伊朗社会对美国的认知，并在相当程度上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奠定了历史心理基础。

20世纪上半叶，伊朗的石油资源长期被英国控制。1901年英国人达西获得伊朗石油开采特许权，随后成立的“英伊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产业。到20世纪40年代末，英伊石油公司每年向英国政府缴纳的税收远高于支付给伊朗政府的特许权使用费，伊朗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对国家财富的掠夺。这种经济不平等激发了伊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一背景下，出身政治世家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Mossadegh）逐渐成为伊朗民族主义力量的核心人物。1951年，摩萨台出任政府首相，并推动通过伊朗石油国有化法案，宣布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这一举措在伊朗国内获得广泛支持，被视为恢复民族尊严和经济主权的重要象征。摩萨台上台担任首相后，致力于通过法律和制度化手段实现改革，包括削弱外国公司对伊朗资源的控制、加强议会权力、限制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政治干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伊朗社会长期以来追求国家独立与政治自主的诉求。

摩萨台改革的核心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试图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维护伊朗的经济主权。石油国有化并非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象征着伊朗摆脱半殖民地状态、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重要步骤。摩萨台政府还试图与世界各国重新谈判石油收益分配比例，希望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合作模式。然而，这一改革严重触动了英国的既得利益。英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并试图通过国际仲裁迫使伊朗妥协。尽管如此，摩萨台依然坚持国有化路线，并在国内获得巨大声望。

起初，美国对摩萨台政府的态度相对谨慎。随着冷战格局的加剧，特别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伊朗局势的判断发生根本转变。华盛顿逐渐将摩萨台视为可能被苏联影响的“不稳定因素”，担心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会为共产主义势力提供机会。在这一逻辑下，美国情报机构开始与英国合作，策划推翻摩萨台政府。1953年8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合实施了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Ajax）的秘密政变计划。美国特工通过收买伊朗政客、操纵媒体舆论、组织街头骚乱和支持亲王室力量，逐步制造政治混乱。最初的政变尝试曾一度失败，巴列维国王甚至被迫逃往国外。但在美国的持续干预下，政变力量最终成功，摩萨台被捕并被软禁，亲美的扎赫迪将军出任首相，巴列维国王得以重新掌握实权。政变后，美国和英国迅速重组伊朗石油产业结构，虽然名义上承认国有化，但实际控制权重新回到西方石油公司手中。

1953年的政变在伊朗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创伤。美国在伊朗人心中的形象从潜在的同情者转变为直接干涉伊朗主权的外部操纵者。许多伊朗人认为，摩萨台代表的是通过民主方式实现民族独立的合法政府，而美国却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将其推翻。巴列维国王在美国支持下建立高度集权的统治体系，依赖秘密警察（SAVAK）镇压反对派，使伊朗政治空间日益收缩。美国被视为这一威权体制的主要保护者，其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满。后来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了这种长期积累的反美情绪。对于许多伊朗人而言，美国并非单纯的外国大国，而是曾经阻断伊朗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性力量。

革命改变的不只是伊朗政权，更是整个中东的战略坐标系

1978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美国和伊朗敌对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被视为美国遏制苏联南下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美国在波斯湾安全体系中的核心伙伴。然而，伊朗社会内部长期积累的政治腐败、经济不平等和民族主义情绪，为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彻底改变了伊朗的国家性质和对外政策方向。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围绕“伊斯兰法学家治国体制”构建政治秩序，将反对美国影响、追求独立自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伊朗革命话语中，美国被定义为长期干涉伊朗主权、掠夺伊朗资源的“霸权力量”，是伊朗民族独立的最大外部障碍。

同年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成为美伊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性事件。伊朗激进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扣押外交人员长达444天，这一事件不仅重创了美国的国际威信，也在美国社会内部塑造了对伊朗长期敌对的集体记忆。从此以后，美国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最具意识形态敌意的国家之一，而伊朗则把美国视为革命政权最大的外部威胁。伊斯兰革命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立，奠定了美伊关系长期敌对的基础，也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选择。许多海湾阿拉伯国家在革命后对伊朗产生强烈戒备，开始更加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而形成了新的地区阵营格局。

伊斯兰革命深刻改变了中东的阵营格局。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革命伊朗普遍产生强烈戒备，开始更加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美国则逐步把遏制伊朗作为其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从此，美伊对立成为塑造中东政治的重要主线。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成为美伊博弈的第二个关键阶段。1980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出于遏制伊朗革命输出的战略考虑，事实上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政策立场。尽管美国与伊拉克并非正式盟友，但在战争期间，美国向伊拉克提供情报支持、军事援助和政治庇护，以防止伊朗在战争中获胜并扩大其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湾地区不断加强军事存在，护航科威特和沙特的油轮，防止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在这一时期，美伊之间曾爆发直接军事冲突。例如1988年美国“祈祷螳螂行动”，美军在波斯湾对伊朗海军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成为冷战后美国与伊朗之间最严重的军事对抗之一。同年，美国“文森斯号”巡洋舰击落伊朗客机，造成290名平民死亡，更加深化了伊朗社会对美国的仇恨记忆。两伊战争时期的博弈，使海湾阿拉伯国家更加坚定地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体系，也促成了美国在卡塔尔、巴林、沙特等国的长期军事存在。从此以后，美国主导的海湾安全结构逐渐成型，而伊朗则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成为被孤立的“修正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