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把垃圾的价值也榨尽了毛思倩

我们似乎从未进入过这样的时代：垃圾不再围城，而是作为展示物，被大城市、小县城“供养”起来，成为博物馆橱窗里的一部分。焚烧厂甚至变成了人文景观、科普教育基地、世界最美建筑。建筑上方有钢琴厅、咖啡厅，高雅的音乐配合着垃圾焚烧厂，坐拥遍山绿色。

图为2025年12月25日，垃圾车在出料车间装运筛分出来的轻质垃圾，准备运往龙岗能源生态园进行焚烧/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在广州，一座在2012年因为提前填满而封场的市级最大生活垃圾填埋场——兴丰填埋场，时隔十多年被再度打开。巨型的货车排着队开往垃圾山，覆盖山体的黑色地膜被掀开，露出陈腐垃圾灰黑斑驳的部分。推土机不知疲倦地工作，将陈年垃圾运上货车，送往广州几大垃圾热力发电厂。垃圾被处理后将进行焚烧，以此发电。

项目招标书显示，兴丰填埋场预计开挖存量垃圾总量约296.87万立方米，投资估算约12亿元。未来，这一填埋场将腾出容量，解决垃圾焚烧厂飞灰填埋的问题。

兴丰填埋场/南风窗 郭嘉亮 摄

兴丰填埋场的开挖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垃圾处理的发展现状。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自1980年代开始起步，发展四十余年后，部分新建高标准焚烧厂的排放指标已经达到了匹配欧盟标准的水平。在部分地区，因为垃圾焚烧厂建成速度太快，以及焚烧技术的提升，垃圾甚至出现了不够烧的现象。

许多人都忽略了，微不足道的、被人任意舍弃的垃圾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15-2024年，全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从每年2.11亿吨飙升至4.22亿吨，年均增速达8.02%。

我们好奇，越加“不够用”的中国垃圾，究竟在过往40年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垃圾围城”的困局扭转，走向“不够烧”的垃圾焚烧发电之路？

最早得知吴兆明在垃圾焚烧厂工作，老丈人以为他像农村里烧锅炉的工人，“一边铲煤，一边往炉子里扔（煤）”。吴兆明连连否认，“我是坐在电脑前看炉子的”。

他在扬州高邮市一家中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厂工作了约10年。2007年大学毕业时，大型火力电厂他进不去，于是进了一家自备电厂，靠燃烧纸皮发电。2011年后，垃圾焚烧发电厂在行业内开始火爆，迎来招工潮。他跳了槽，在垃圾焚烧厂一待就到现在。

“那段时间（指2011年前后）工资涨得比较明显。”吴兆明说。2012年，《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出炉，垃圾发电的国家补贴拉高到了0.65元/度(发电280度以内)，比之前再提高1/3，瞬间点燃了各地办垃圾焚烧电厂的热情。

吴兆明入了行，见证着长三角一个县级市生活垃圾的变迁。他记得，最早，高邮市的垃圾多样性不够，热值很低，垃圾在燃烧的过程中还需要加柴油作为助燃剂。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外卖盒子、商品包装等等高热值的垃圾越来越多，烧垃圾已经不用添加助燃剂了。

他的同事、工程师王岩记得，以前的垃圾尘土多，水分含量高，导致热值很低。现在，“从外观就能看出来，垃圾里会混有彩色条纹状，那可能是快递盒或者包装袋”。垃圾的可燃性变高，热值从原先约1000大卡变成了1800大卡。

位于广州市第三资源热力电厂的垃圾焚烧厂/南风窗 郭嘉亮 摄

从垃圾热值的变化，可以窥见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同样，从垃圾处理形式的更迭，也能够理解不同文明阶段人们的价值取向。

从人类历史来看，喜欢迁徙的原始部落解决垃圾的方法非常便捷：顺手一丢。只有等到人类有了固定居所，垃圾的数量倍增后，人们才想到要把垃圾处理掉。几千年来，人们生成的对抗垃圾的方式并无新意，基本就是四种：倾倒填埋、焚化、回收以及减少垃圾源。

考古学家发现，在许多古城遗迹里，例如特洛伊城，居民们为了处理留在家中的垃圾，会把垃圾全部丢在地上，接着找来粘土，重新铺上一层厚厚的地板。由于垃圾堆积，特洛伊城的海拔高度，平均每世纪升高1.5米。在某些地区，垃圾堆积更是高达平均每世纪4米。

站在垃圾焚烧厂的垃圾仓前就会让人回想起这些往事。位于高邮市镇上的垃圾仓比两个标准篮球场还大，长有60米，深29米，相当于十层楼的高度。垃圾将坑填满，堆积成小山。“小山”之中，最显眼的是五彩斑斓的塑料袋和纺织衣物。从来没有其他场合可以如此直观地呈现人类的消费力和破坏力。

吴兆明介绍，这里的垃圾库存有1.7万吨，相当于一个县级市约30天的垃圾量。垃圾仓内分为ABC三区，堆料区、发酵区和待烧区。

每天凌晨，从县级市四面八方搜集来的垃圾乘坐着后装压缩式垃圾车，被倾倒在垃圾仓的堆料区。但是，中国的垃圾厨余垃圾比例大，或者冬天容易掺杂着雨雪，不适合立刻燃烧。焚烧厂会让垃圾自然发酵5-7天，让其水分排出，使得热值趋于稳定。发酵后，色彩斑斓的垃圾会变成灰黑色，这就是燃烧喜欢的状态。

2024年9月19日，在山东启迪济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内操作设备吊运垃圾/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