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杨振宁
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六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坐在妈妈（注：罗孟华，1896-1987，安徽合肥人）的膝头上。那时我父亲（注：杨武之，1896-1973，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1928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19世纪进入了20世纪。
1929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所以1929到1937年这八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那八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50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1000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1933年到1937年这几年念初中，我是住校的，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那个学校一共有300个学生，其中不到100人是中小。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的第31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
1937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7月7日。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年到1945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一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六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注：1907-2000，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20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我的一个方向。后来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竹溪教授（注：1911-1983，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我一生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系，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系。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同学，都是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学生，后来都有很大的贡献。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照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里常常高谈阔论，所以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三剑客”。
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说杨振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她现在不在了，叫做张景昭，她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
（注：张景昭出生于贵州的国民党军事技术官员家庭，西南联大数学系学生、“校花”，杨武之的助教，杨振宁的初恋女友，后来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68年11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造反派”的人格侮辱，于系办公楼自杀身亡。）
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去打听一下“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最后我作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们见面还是规律性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这个故事在我结婚时我告诉了我太太（注：杜致礼，1927-2003，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女儿，1944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并结识了杨振宁。1949年，杜致礼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一家中餐馆不期而遇，并很快坠入爱河），所以跟大家讲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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