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右派改正的日子郭力

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1978年11月，一个寻常的冬夜，黑龙江省海伦县水果公司干部徐友敬家，夫妇俩已经休息了。忽然，徐友敬的妻子王桂云听到有人敲门，她很意外，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叫起徐友敬，开门一看，这个不速之客是她的单位水泥厂的一个干部崔万义。

崔万义是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的右派，被发配到这个边地县城已经多年了，今天他准备回河南平顶山老家探亲，在火车站候车时看到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赫然醒目地刊登着《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崔万义仔细地看过全文，内心按捺不住地激动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他急于找人分享这激动人心的消息，他马上想到了曾经的同事、同命运的好友徐友敬。他马上退掉车票，拿起报纸直奔徐友敬家。

徐友敬，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53级学生，1957年毕业前夕，他突然被划为右派，莫名蒙难的徐友敬不知自己犯了什么天条，后来定罪名时被告知他抹黑社会主义新农村，缘由是一次假期徐友敬坐火车回山东潍坊老家，在火车站遇到一个乞讨的农民，徐友敬心生怜悯，把自己身上的三斤六两粮票送给了农民，回到学校他无意中提到这件事，没想到被同学记下了，并在划右派凑数时借此把他划成了右派。

徐友敬被打成右派后，先被发配到黑龙江850农场，跟著名右派丁玲一起劳动改造。后分配到黑龙江海伦县水泥厂，又调到海伦县水果公司。

在水泥厂，他认识了哈工大毕业的王桂云，王桂云出身好，政治条件好，是水泥厂的团委书记，徐友敬爱上了这个正直能干的女性，遂展开追求。王桂云矛盾万分，经过八年的相处，终于认定了徐友敬人品才华兼具，值得托付终身，二人于1967年结为连理。

在海伦县这个小城，知识分子很少，徐友敬工作认真，为人清正，人缘很好，但右派的身份始终像沉重的十字架，令他不能抬起头做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崔万义，成了徐友敬的患难之交，两人时有交流。

40多年后，王桂云向笔者提起那个难忘的夜晚，仍然无法平静，她说：崔万义和徐友敬拿着报纸边看边议论，两人心中都燃起了希望。第二天，崔万义买了车票回武汉母校，询问改正的事情，而徐友敬则给北大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案。

1978年冬季和1979年春季，是北大700多名右派最难忘的季节，经历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磨难与煎熬，他们终于在二十年后，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机。

北大右派改正工作的启动

数百名右派命运的转折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右派分子落实政策的55号文件。北京大学根据文件精神，迅速成立了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以下简称“二落办”），负责右派的复查和改正工作。

作为反右运动的重镇，北京大学划右派716人，还有800多人受到各种处分，情况复杂，在全国高校无出其右。因此右派改正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当时，不仅有“二落办”这样的专门机构，各系也有指定人员负责右派改正工作。

55号文件精神在全国各地不胫而走，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北大右派们纷纷致信母校，申诉自己的冤案，有人写到母系总支，有人写到校党委，也有不少人直接致信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笔者看到几封申诉信的原件和影印件，它们只是成百上千封申诉信之一二。

当年同时划为右派的难友们很多二十年不通音问，此时开始互通消息，交流彼此的情况和看法。笔者收集到1978年12月气象专业54级右派学生陆一强（当时就职于辽宁气象局）和马鹤年（当时就职陕西气象局）的通信，信中陆一强谈到，北大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处理右派改正问题。关于右派的改正，文件规定，仍按照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的规定，判别哪些人是应划的，哪些人是错划的。

文件规定的申诉程序是，本人向现在所在单位提出申诉，所在单位县团级以上党委受理，转复原单位处理。陆一强说：由于我对此事早有思想准备，并且看到了原件摘录其中有关的内容，因此已于本月初写成一个约万字的申诉报告，经辽宁气象局转交北大。北大党委摘帽办（也就是所说的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已给我复函，内容如下：你的来信收到了。遵照中央【1978】55号文件，我们即对你申诉的问题进行研究，一俟处理完毕，即尽速给你答复。在此期间，望你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新贡献。

陆一强提到，我姐姐仍在北京，她通过老同志，从一位在北大做人事工作的同志处打听到消息，据说北大党委的态度比较积极，不管本人是否提出申诉，只要发现划错了的，就要主动给予改正，这种态度当然好。但是有些问题当时歪曲了。因此，我们认为还是自己写一个详尽的申诉报告为好，这样做更有利于帮助有关组织和同志，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质。

陆一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央对反右运动的定性只是“严重扩大化”，并没有说所有的右派都是错划的，而是强调按照当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规定的六条标准，衡量是否划错，划错即改正，否则维持原划。这使在二十年中经历过多次整肃的众多右派对自己能否改正，并无十分把握。因此，当时定性比较严重的右派，在申诉材料中，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即承认自己当年是有错误有偏差的，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陆一强在鸣放中是比较活跃的学生，被定性为极右，他在申诉材料中就是这样申述的，他说：我比较认真地研究了有关文件，说了我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确有错误，但并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学术性问题上的错误，以及一时对在学校中以这种方式从整风转为反右，不理解不满所犯的错误，但据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的规定，这些错误应当受到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

我对五八年三月那次结论材料，逐条进行了申辩。我的基本态度是（以）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态度弄清逐条事情的真实背景和经过，力求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错误，绝不缩小，但对于那些肆意歪曲的，事后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凭空任意夸大的问题，也毫不含糊，毫无顾忌地提出申辩，要求组织确定错误性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陆一强对于右派改正的申诉态度和分寸的把握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的认错或许是为争取获得改正，早日得到正常工作生活权利的权宜性做法，或许是在当时环境下的真实认知。

北大划右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时间仓促，当时宁“左”勿右，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一部分人划右没有完整的程序，右派身份似是而非。还有一些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升级为“反革命”，陷入更深重的苦难。右派改正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当事人的申诉材料肯定是不够的，学校采取了走群众路线的方式，即向当时的校友了解其班级划右派的名单及其右派言论，处理情况，征求对右派是否属于错划的看法，当年被当成反革命分子的情况，等等。笔者搜集到西语系党总支向系友发放的调查表和被咨询者的反馈意见，目前尚不了解是否各系都发放了这样的调查表，但是，一些当时亲历反右的学长也向笔者回忆，系里曾向他们征求某某右派是否应该改正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