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北生所这15年王晓东

又是一年过去了。北生所（NIBS）大厅里的圣诞树再次亮起，红绿闪烁的灯光提醒我：这是我全职回到北生所的第十五个年头。今年的灯似乎比往年更亮一些，也许是眼睛开始老花的效果？不过，今年确实北生所的丰收年。

年初，徐墨和邵峰实验室合作揭示多种过敏原通过在肥大细胞上“打孔”激活II型免疫反应；年中，陈婷实验室发现毛发干细胞竟然是由基底成纤维细胞的钾离子电信号所激活；再到张二荃实验室提出统一真核与原核生物生物节律的时间标尺，居然来源于极慢速的每日十五个ATP水解过程；年底，邵峰实验室又发现了肿瘤免疫的新机制。

与此同时，黄牛实验室在国际会议上发布了可移植的虚拟筛选框架 SWDOCKP²，实现了每日1.9万亿个蛋白质–配体分子对接的理论计算速度，把基于结构的虚拟筛选能力推向了接近整个人类蛋白质组覆盖的尺度。

这些成果看似集中爆发，实则都是多年积累终于水到渠成。科研虽然需要灵光一闪，更多靠的是耐心、重复、以及把“今天不行”忍到“明天再试一次”。我曾开玩笑地对徐墨说，你这是“六年‘墨’一篇”。在五年评估的压力之下，他居然有勇气用六年时间才发第一篇文章，也不怕科研弟子江湖老，脱发没有“帽子”罩。

当然，年底依旧不出意外，我本人的实验室则连续第十三年与CNS 擦肩而过。

好在我们实验室的年度贺年MV如期杀青。大概看我们MV的同学，比看我们科研文章的多得多。虽然不能对标网红科学家，也算是以我们的方式刷一刷存在感。

十字路口的北生所

十五年前的初秋，我拉着行李箱全职回国来到北生所红楼前。灯还是这些灯，树还是那棵树。楼外2003年刚成立时种下的那棵银杏，不过小腿粗细。秋天一到，依然稚嫩的枝杈却也不吝啬，抖落出一地金黄。那时离北生所成立刚好七年。七年，对树不算长；对人，却足以让初见之人显出些许疲态，旧得不动声色。这七年间，北生所的科研大楼已满满当当，二十来个实验室分布在四层。不少是在做拟南芥、秀丽线虫这些“老朋友”。七年前那句“给我1%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经费，还你50%的重大原创成果”，那句豪言壮语，还真变成了统计学事实：2012年中国CNS文章二十篇里，有十篇出自这里。

光芒之下，危机却也悄然显形。

自2003年起，北生所每年1.3亿的稳定支持模式，在成立的七年以后，第一次开始显得吃力。实验室数目在长，人员在相应增多，通货膨胀从不讲情怀。钱，不够了。科技部和北京科委以外新的来源一时半会儿看不见。共同所长和学术副所长去了北大。北京十月的秋风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凌乱。

摆在面前的选择并不复杂：要么放弃，老老实实回去当我的HHMI研究员；要么全职回来，硬扛。或者说得直白一点：不能同日同月生（入职），可以同日同月死。

不是在危机中灭亡，就是在危机中崛起。我最先想到的，是不是推动成立一个国家级新兴技术研究院，干脆把NIBS并进去，作为生物技术研究的基石？这个设想出现得很快，被否定得也同样干脆。

迷茫之中，收到了很多来自各界朋友的关切。《凤凰周刊》做了一篇深度报道《十字路口的北生所》，并且第一时间送到了领导案头。回应随之而来，却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一位多年未曾联系的老友托人带话，要不要去南方某个城市“落脚”；另一位企业界朋友更直接：NIBS能不能整体成为他们的研发机构，由企业来养。

那一刻，像是被人轻轻敲了一下后脑勺。与其求人，不如自救。

NIBS 这些年持续不断地在生命机制上做出原创发现，为什么不能产业化？为什么一定要停留在“论文—经费—论文”的单循环里？这样一来，反而能解决一个从创始之初就悬在头顶的诘问：作为地方政府，北京市为什么要长期支持一个以基础科研为主的研究所？如果科研成果能够就地转化，服务地方经济，这个问题至少在逻辑上说得过去。

更重要的是，既然北生所被定位为“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那它若要继续存在下去，就不能只在“做基础研究”上证明自己，而是要不断的地通过制度创新给科技发展的痛点提供参考答案。而科技界的那个被反复提起、却始终无解的老问题：产学研脱节，北生所是否能给出一个真正可执行的答案。

生存还是毁灭，不再是台词，而是当时北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是并入体制、吃皇粮，让“试验田”体面收官；还是继续咬牙坚持，除了给青年科学家一个真正心无旁骛的环境，继续做能影响世界的原创工作，同时开辟新的赛道，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之路，进军经济主战场？

我去找了HHMI的领导，提了一个设想：把原来支持我个人实验室的经费，改成一个HHMI国际青年科学家支持项目：全球申请（美国除外），集中评估，择优支持，每人每年10万美金。这个提议居然得到了回应。第一年支持了20位青年科学家，其中NIBS占了四位。

那一刻，说不骄傲，不感动是假的。

但这点钱终究只是杯水车薪。它不仅没能踩住危机的刹车，带动新的经费支持，反而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拿到HHMI支持的四位青年研究员，三位很快被体制内单位挖走。

像是闸门被撬开一个缝。水，开始外涌。短时间内，十一位NIBS实验室主任相继跳槽。加上之前其他原因离职的七位，NIBS的实验楼，突然间空荡了起来。风还在吹，银杏叶还在落。而我第一次意识到：很多初衷很好，看上去不错的办法，反而会加重问题本身。北生所真正要做的，不是补一个洞，而是重新设计一张网，把长期横亘在产学研之间的那些堵点，想办法真正打通。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异常骨感。要把原始创新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真正转化成社会需要的产品，至少还缺几个要素。而首要的，是有真正面向社会需要的科研成果。有一个学术界很少公开讨论、却人人心知肚明的事实：学术研究，更多是在解决学术体系内部产生的问题：一个实验室发现现象暂时无法被现有理论解释，一个推论需要被验证，或者某项技术发展到了可以“往前再推一步”的节点。成果的最终形态，是论文。论文的发表、传播与评价，几乎完全发生在小同行的圈子里。论文，就是终极成果。

学术的底层逻辑，是求新。甚至未必是求全对，更谈不上求用。它更像一条河：追求的是流动，是水量，是不断向前。只要在流，体系就能自净：错误会慢慢沉到河底，新的知识和技术会被水流带向人类认知未到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