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健康地死去”？果壳

一些我最早的记忆是与祖父母在新德里共度夏日的时光。我度过了漫长、炽热的几个月，喝着酸奶饮品lassi，打板球，帮他们在路摊寻觅熟透的芒果。随后我便回到美国，英语因荒废许久而显得生疏，我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见不到他们。某个时候，我的印度之行恍若一张张失落的快照。我的祖父们大概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而骤然离世的。祖母比吉在七十多岁时摔断了髋骨，她的最后几年停留在床与沙发之间。外祖母南尼患上了双膝剧痛的关节炎；为了让她离开五楼的公寓，叔叔几乎得把她抱下楼。我一直在想，他们逐渐衰退的活力——世界变得狭小、可能性消失——到底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还是本可以避免的。

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身体和心智会在晚年衰退——我们可能会在虚弱中死去，要么死有所依，要么孤独终老。矛盾的是，这种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胜利。纵观历史，大多数人类都没能活到面临老年疾病的年纪。在1900年，出生在美国的婴儿预期寿命只有47岁，其中五分之一在十岁之前就会夭折。但在20世纪，卫生、抗生素和疫苗使得我们战胜传染病，这大大延长了寿命。如今，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77岁。然而，现在的进展有所放缓。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医学使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大约七年，但这更多是通过延长老年人的生命，而非拯救年轻人的生命，且往往是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在延长死亡的过程。

越来越多的名医、未来学家和所谓的“生物黑客”如今主张，情况不一定非得如此。据估计，全球有数百家专门的“长寿诊所”（其中一些每年收费高达六位数），它们声称可以提供世界上最宝贵的商品：健康的生命年限。也许最著名的长寿布道者是彼得·阿提亚（PeterAttia），他与比尔·吉福德（Bill Gifford）合著了畅销书《超越百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Outlive: TheScience and Art ofLongevity）。通过他的远程医疗实践，阿提亚为富裕的专属客户提供健康建议、诊断测试、锻炼方案和补充剂。阿提亚还主持了一个受欢迎的播客《TheDrive》，在其中采访了一群科学家、医生和企业家。奥普拉采访过他；休·杰克曼和格温妮丝·帕特洛遵循他的养生法。

Peter Attia丨Sarah Karlan

阿提亚毕业于医学院，原本接受外科医生的培训，但在住院医生阶段丧失信心并辍学。随后，他成为了麦肯锡的咨询顾问，之后为一家能源公司工作。在他三十多岁时，由于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他最终重返医学界。成为一名父亲后，他发现自己处于糖尿病前期，于是回想起家族中那些早逝的男性，他们多因心脏病去世。在书中，他将自己曾经的体型形容为“像香肠一样”；有一天在海滩上，他的妻子对他说：“彼得，我觉得你应该努力让自己别那么‘不瘦’。”很快，他就陷入了“彻底优化身体的兔子洞”。

如今51岁的阿提亚坚信，科学、技术和有针对性的努力可以解决一个现代独有的问题：生命最后的“边缘十年”，即当医学能够维系我们的生命，但我们的独立性和能力逐渐消逝的时刻。在他看来，寿命的延长远超过健康的寿命，这并非一件光彩之事。阿提亚的许多建议显而易见：锻炼、健康饮食、良好睡眠、培养人际关系。（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发现，长达八十年的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可能是长期幸福和健康的最关键因素。）但阿提亚经常从科学数据中推断出一些令人震惊的、非常具体的建议。如果你希望在八十岁时能够抱起孙子，那就在四十岁时尝试五十五磅的“酒杯深蹲”。如果你希望老年时能够独自起立，那就尝试“脚趾瑜伽”。阿提亚指出，从三十岁开始，每十年我们的肌肉质量和心血管健康都会显著下降。如果我们想要减缓这种下降，并完成“百岁老人十项全能”——例如提购物袋、爬楼梯、进行性生活——那么我们就需要成为“生命的运动员”。

这种对长寿日益痴迷的趋势也引发了反弹。许多长寿运动中的人士都是骗子，他们兜售药片、药水和虚假的承诺；长寿怀疑论者倾向于认为，我们能力的丧失是我们应该接受的，而不是可以避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肿瘤学家和健康政策教授以西结·伊曼纽尔（EzekielEmanuel）批评阿提亚是一个“美国不朽者”，将简单的建议复杂化。“仅凭他所说的就能多活一个健康的十年，这种想法是无稽之谈。”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特别顾问的伊曼纽尔告诉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每天半小时的运动确实能改善并延长寿命，但很难证明阿提亚的强化训练方案能带来更大的益处。怀疑论者认为，我们不断为未来做准备，却错误地将长寿等同于有价值的生活。

某个下午，我和三岁的女儿在操场上追逐打闹了一个钟头。当我们回到家时，她在地板上铺开了一副拼图，期待地看着我。我很想静静坐下，无奈于膝盖疼痛，背部紧绷。我不得不把拼图移到大人的桌子，并把女儿放在增高座椅上。她似乎并不介意，但我记得那是第一次，我的身体机能明显影响了我们能共享的事情。长寿问题变得具体起来，就像我祖父母面临的一样：我醒来时，忽视已久的关节和肌腱感到疼痛；我数着日子，沮丧地发现当孩子们毕业或成家时，我会有多老。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这对今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1980年，斯坦福大学的风湿病学家詹姆斯·弗里斯（JamesFries）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预测，更好的药物和行为很快将实现“疾病压缩”，推迟疾病和衰弱的到来，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在90年代末，弗里斯通过发表一项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支持了他的假设。在四十多岁时锻炼更多、体重更轻且吸烟较少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在七十多岁时患严重残疾的可能性比其他人少一半；他们似乎将残疾的出现推迟了五年以上。然而，精英大学的校友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弗里斯于2021年死于晚期痴呆，享年83岁，他更广泛的预测似乎从未真正实现。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现在更长的寿命似乎包括了更多困难岁月。人口学家艾琳·克里明斯（EileenCrimmins）和伊拉姆·贝尔特兰-桑切斯（HiramBeltrán-Sánchez）在2010年写道：“疾病压缩可能像永生一样虚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普通美国人在65岁之后只有一个健康的生日。（瑞士、日本、巴拿马、土耳其和斯里兰卡等国的健康寿命更长。）

今年早些时候，我飞往奥斯汀听阿提亚谈论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当我的Uber驶入他家的车道时，他正要结束晨练。一名助理带我进门，我花了片刻时间观赏F1赛车的纪念品。落地窗俯瞰着郁郁葱葱的山丘，阳光下伫立着一群真人大小的马鹿和鹿的模型。我很快得知，它们是射箭练习的靶子。

Peter Attia主持播客节目《The Drive》丨Supercast

阿提亚剃着光头，鼻梁高耸，下巴有些胡茬，这使他看起来像是斯坦利·图齐（Stanley Tucci）和杰夫·贝佐斯（JeffBezos）的混合体。他穿着一件贴身的T恤，突显了他的二头肌。他带我到厨房，给我准备了咖啡，自己则混合了一杯色彩鲜艳的饮品。“我总是尽量在早上摄入一些蛋白质。”他说。他每天吃多达六条鹿肉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