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一月革命jiangshui888博客
一月六日“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的召开，只是表示了上海造反派的意愿和决心，至于能不能真的打倒还要看中央的态度。当时上海的形势仍十分严峻。鉴于《告上海人民书》发表以后，还不能将生产瘫痪的情况迅速改变和将“经济主义妖风”刹住，一月八日下午，“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红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三十二个组织在锦江饭店举行紧急会议，再次讨论制止“三停”和“经济主义妖风”的办法。
据当时掌握的情况，上海港几乎已全部瘫痪。从一月一日起平均每天有七十多艘中外轮船因无人装卸货物停在码头。最多一天滞留的轮船竟有一百四十多艘。国家赔偿给外国轮船公司的滞留费达几十万英镑。铁路沪宁、沪杭两线运输基本中断，许多物资供应开始紧张。全市七个发电厂的存煤只剩三天。其中望亭发电厂存煤只够用一天半，十一座炉子已停了五座，发电量从每天四百万度降到二百万度。而没有电就没有自来水，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都受到严重威胁。会议决定再起草一份《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不要中了走资派用福利来腐蚀造反派革命斗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奸计，要求全市人民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这份《通告》除以传单形式大量散发，第二天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也全文刊登了这个《通告》。
同日晚上七时，“工总司”与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师大“红革会”、“炮司”等红卫兵组织继续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在红卫兵学生的协助下，“工总司”下属铁路、海港、邮电、长航、交运、海运六个局的造反派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将全市铁路、海港、交通运输和邮电等要害部门的管理权由造反派承担起来。许多大学生与码头工人并肩作战，努力把过去拖延积压下来的货物完成装卸。铁路调度大权过去一直掌握在“赤卫队”一派手中，自王玉玺被逮捕、“赤卫队”垮台，铁路调度工作就瘫痪。九日中午，“火线指挥部”派出十二名熟悉调度业务的造反派接管了铁路调度所。与此同时，北火车站造反派在三百名同济大学“东方红”学生的配合下，将原来瘫痪的各项车站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结果仅两个小时后铁路运输就恢复了秩序。成立“火线指挥部”这个举动，实际是造反派联合起来接管了原属于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工交系统的部分职权。其意义比此前单个单位的接管生产权，又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艰难而又紧张的时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月九日《人民日报》竟全文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作了广播。这样的规格，只有文革初期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才有。消息传出，立刻震动上海，也震动了全国。《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将原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还发表了一个编者按。编者按说：“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 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编者按”传达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讯息：第一，中共中央表扬了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群众组织发现并反击“走资派”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阴谋的努力，并指出“走资派”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来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问题。第二，党中央肯定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社造反派的接管行动，并将它提高到“这是一个大革命”的高度，并说“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稍后我们就得知，这个“编者按”中有许多是毛泽东说的原话。这就表明“最高领袖”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社造反派的“接管”行动也是赞赏的。这就大大地鼓励了造反派的夺权胆量。“一月革命”的大潮由此如大雨后的山涧，千溪百流，分头直下，汇集成不可阻挡的巨浪。而党中央的这个表态，也无异宣判了上海市委的“死刑”。
不过，我觉得有必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没有明确提出由造反派联合向“走资派”夺权的问题。造反派也没“夺权”的观念，有的最多是打倒某几个“走资派” 、“改组”市委，和“接管”某些因当权派失责而陷于瘫痪或混乱状态的工作岗位。即使在中共中央明确表彰上海造反派为“抓革命，促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情况下，上海造反派也没有喊出“夺权”的口号。“夺权”是中共中央提出的。
中共中央提出夺权问题，最早在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文中。社论号召全国造反派向上海造反派学习，“把文化大革命的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应是一种夺权的暗示，但还没有明确提出要造反派夺权。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造反派夺权问题的，是在一月十六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提出的。文章一开始就说：“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文章又说：“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文章接着指出：“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文章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全国人民：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派”的权是毛泽东的号召。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再次呼吁造反派联合夺权。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自下而上地夺党内走资派的权，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社论还说：这场夺权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决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自下而上地夺党内走资派的权”，标明夺权是造反派的主动夺权，而非如过去那样由上级党委来决定下级党委成员的去留。夺不夺权由造反派群众集体决定。而且“自下而上地夺权”，也表明了毛泽东中央决定将全国各级党政机构推倒重来的决定。像这样重大的决定，唯有毛泽东才能作出。
所以，上海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虽然首创接管部分当权派对生产的管理权，但并没有真的敢夺中共党政的权力。夺权完全是由毛泽东的党中央提出的。文革后中共将发起“一月革命”的造反派扣上一顶“篡党夺权”的帽子，并以此判处重刑是毫无道理的；除非中共能明确地将毛泽东也押上历史审判台，指控他是篡党夺权的罪魁祸首。其实依我看，中共抛出这个罪名报复造反派，虽然很凶狠，但也正坐实了他们自己才是打着“人民”旗号，对人民实施独裁统治，形同盗贼的政治团伙。因为即使以共产党的理论说，一个国家的权力本属于全体国民而非某个政党或某些国家管理人员，尤其对于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无论官民都应有此基本常识。当官的若不受人民信任或因失职而被人民撤换，那是人民的权力，何来的“篡党夺权”之说？
毫无疑问，中央表彰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这不仅是上海造反派的荣光，也是全国造反派的荣光。因此当消息传开后，我们单位造反派也人人兴奋莫名，觉得与有荣焉。王逸鹏天生是一个善于鼓动人的组织家，他立即召集我们两个组织的队员，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在街头，我发现有人正在免费散发上海“工总司”办的《工人造反报》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号外”，刊登的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和《告上海人民书》。那时，我已开始注意收集文革中的各种小报、书刊，觉得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记录。这份“号外”我当时都有收藏，可惜一九七八年我去香港时没有带出去，后来全都散失了。
一月十一日，因为九日那一天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为反对“经济主义妖风”又共同发表了一个《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破天荒地联名发来贺电，《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社论予以呼应。中央贺电和《人民日报》社论再一次高度赞扬了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称他们“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中共中央在几天内连续两次高规格表彰上海造反派，这不仅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上海造反派做梦也想不到的。所以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什么“好事成双”、“锦上添花”等等形容词都不足以形容我们的心情。我们自然是又一次上街游行庆祝。
由于党中央接连两次表彰上海造反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严厉批评了上海市的当权派破坏生产，刮经济主义妖风等罪行，尤其一月十六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根据这个指示来理解上海造反派对上海市委的斗争，则陈丕显、曹荻秋的旧上海市委已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权，陈、曹已成了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造反派联合夺权，则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在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统治核心理论笼罩下，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无疑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上海造反派对市委采取的革命行动，其历史意义就相当于“十月革命”和一九四九年那样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了。
在这样凯歌高奏、革命气势如虹的形势下，到一月十八日，“经济主义妖风”的势头已被刹住，生产逐渐恢复正常。
由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夺权”，一月十九日，“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红革会”、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红三司”、“上体司”、“上医司”、“小教司”、“版司”、“上艺司”等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在党校开会，着手筹建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总联络机构，作为掌握上海全市“抓革命、促生产”大权的权力机构。他们将它比拟为一八七一年巴黎无产阶级建立的“巴黎公社”，取名“新上海公社”；又将当前的这场革命比拟为苏联的“十月革命”，称之为“一月革命”。
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上海的“一月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它有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不是哪个人刻意制造出来的。当它刚发生时，没有人会想到这竟然是一场“大革命”。如果有人认为“一月革命”是某个阴谋家策划的，那么我以为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本身就是个阴谋家。因为这些人总是以阴暗的心理，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曲解历史。而对于上海广大市民在“一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和自觉的责任心，我此生曾见到过三次：一次是上海的“一月革命”。一次是“八九·六四”时在香港见到的，那时有数以百万计的香港市民为声援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反对“官倒”、反对中共特权，自动上街抗议游行和捐款，许多工厂商店老板宁可忍受损失，默许员工离开工作岗位去参加游行而工资照发。还有一次是在纽约，“九一一”发生后，全市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承担被恐怖袭击后的痛苦。那段时间社会秩序出奇的好，人与人之间出奇的友善、包容，富有同情心，据说那段时间小偷也不作案。在那种特殊时候，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面。
“一月革命”后，上海造反派士气大振。而“工总司”则自豪地称他们的大旗是“毛主席亲自树起的”，奠定了它在全国所有造反派组织中“龙头大佬”的地位。此后，上海建立“上海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总司”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造反派从此在上海掌权近十年之久。对于“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来说，则从此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政治生涯。他先是在稍后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担任了副主任一职；一九六九年中共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他作为工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成为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并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再后来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竟然当选党中央副主席，一度成为毛泽东培养的接班人选。这种际遇真如俗话说的那样“一步登天”。如果我们将全盛时拥有二百万队员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比喻为助王洪文登天的“天梯”，那么这架“天梯”上最初的几级梯阶，无疑就是由“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和参与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等一个个具体行动奠定的。
说到这里，有件事要顺便说一下：其实在“工总司”成立初期还有一位领导人叫潘国平，只有二十岁多一点，但比王洪文名气更响。“安亭事件”发生时代表“工总司”与张春桥谈判的主角就是他。他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言辞犀利，胆子又大，与张春桥谈判丝毫不落下风。那时人们知道“潘司令”的多过“王司令”。据说毛泽东接见他时也曾戏称他为“潘司令”而不叫名字。然而因为潘国平不是党员，且作风散漫，生活上犯了些错误，不受张春桥青睐，慢慢地就被淡出了“工总司”的领导核心。这是当时上海人都知道的事。潘的出现如昙花一现。文革中这样的年轻人出现过不少，如我们青浦的洪国钧也是这样的人物。当时在青浦县里提起洪国钧的名字那也是差不多家喻户晓的。这种现象颇合一句老话“时势造英雄”，或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一句唱词“乱世英雄起四方”，至今想来不胜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