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笔写下的，剑砍不掉自由读书报

因青少年时期受鲁迅先生作品影响，笔者喜爱杂文这种文体。读完《鲁迅杂文全集》后，便开始向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杂文“进军”。凡能淘到、并感兴趣的杂文作品，都找来读一读，既为学习，也为了解这类文体的流变。

偶然间，我得到一本“文革”时期“四人帮”成员之一张春桥的杂文集——《龙华集》。这本初版于1960年4月的小书较薄，全书约十二万字，收录杂文、评论四十篇左右，大抵是作者此前发表于报刊的文字，后结集出版。内容多写于1958至1959年前后，时间跨度三年。此时的历史背景，是大跃进之后，又逢三年自然灾害。时代洪流中的种种故事与事件，自然也会投射于他的笔端。

张春桥个人的政治沉浮，非本文探讨重点，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查阅相关史料。但该杂文集的序言，却信息量不小，且颇多值得品味之处，正是本文想探讨的。

为何取名《龙华集》？

作者在序中写道，源于对“龙华”这一地名的特殊感情，其背后则寄托着对鲁迅的偏爱。鲁迅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中提及的龙华，曾因监狱与刑场闻名，如同炼狱般锻造着革命者的历史。后人须铭记这段历史及其精神遗产。因此，这本杂文集的名字，是为纪念当年的革命先烈——地名因先烈而闻名，今人或因这本书而记住地名，进而了解其背后的历史与人。

加之作者曾在龙华人民公社附近居住一年多，对此地颇有感情。以地名或故乡为文集命名，本是古时文人的雅习。如韩愈因郡望昌黎，文集称《韩昌黎集》。若循此例，笔者故乡有一条高桥河，将来若整理文集，或可名之《高桥河集》；又因后半生久居武汉之藏龙岛，亦不妨题为《藏龙岛集》。

作者在序中简述了大跃进两年来的心绪变化。国家与社会剧变，必然投射于众人心中，激起“非写不可”的冲动。而作者当时的身份与职业，更为这种记录提供了条件——他曾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总编、社长，后又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些岗位皆需动笔，是“非写不可”的客观前提。

时代剧变之下，许多社会现象本需沉淀，乃至化为理性思考后方宜动笔。但作者认为：

“如果真正想学习一点东西，就必须参加到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对这个或者那个问题的认识，当然不可能完全正确。但是，既然有不正确的认识，写出来，是不正确的；不写出来，仍然是不正确的。写出来，从而得到纠正，失去了的只会是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得到的却是有益的教训。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吗？正是这种想法，使我鼓起了勇气，挤出了一些业余时间，写下了这些东西，并且把它们编辑在一起，向读者作一次总的汇报。”

由此可窥见作者所认可的写作理念：

其一，文章不必待认识完全正确、理性成熟后方可下笔。许多理性认知本就夹杂在个人情绪之中，若不迅速捕捉，那些暗藏理性的情绪往往转瞬即逝。因此，即便动笔时自觉认识未必“正确”或“完美”，也应当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