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这一年，给美国带来了“革命”凤凰周刊

2025年，世界在多重震荡中前行：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战争阴影与停火博弈交织；大国关系在竞争与管控中反复拉扯，全球治理共识承压；通胀高企、增长乏力与贸易壁垒叠加，令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气候极端事件频发、移民与社会抗议加剧，进一步放大不确定性。

在岁末年初的系列报道中，《凤凰周刊》着眼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维度，对话多位国关学界名家，梳理了一份全球时局报告：美国在“回归领导力”与“重构秩序”的双重进程中付出高昂成本，社会撕裂与战略焦虑并存；欧洲在既有安全依赖体系遭受冲击后陷入摇摆，战略自主仍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中东迎来第三次重大变局，多重危机相互叠加；日本在政坛迭代与安全政策调整的推动下，对周边地区格局产生外溢影响。

虽然着墨的是宏大叙事，但这些变化并非遥不可及，它们正以不同方式渗入你我生活，悄然改变着个体的境遇与选择。剧烈的结构性变动之下，普通人或被裹挟、或被迫调整，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稳定与秩序的追寻。在不确定性成为常态的时代里，人们依然孜孜以求可把握的生活，这也构成动荡世界中最具生命力的力量。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新技术依然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跨越国界流动；在关税壁垒与地缘博弈的阴影下，企业家们仍在探索跨国发展的现实路径；天灾与冲突之后，气候治理与人道救援也从未停歇。动荡与重塑并行的时代背景中，国际秩序正经历深刻调整，稳定与合作，成为各方愈发稀缺、也愈发迫切的共同需求。

2025年的美国，处于由“特朗普2.0”政策推动的深层结构转型之中。对外，特朗普以关税战为抓手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将战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支柱的自由贸易体系推向瓦解边缘。对内，他以减税、削减联邦支出和压缩官僚体系为突破口，试图重振市场，让制造业回流。

特朗普关税战和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是为国内制造业复兴“筑墙”，借关税实现财富再分配。对早已深度全球化的跨国企业而言，将资源回归本土的转型必然意味着放弃既有的低成本全球供应链。而若要推进这一转向，必须完成新的利益再分配，这在本质上是一场美国的“革命”。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国内政治也进一步失去平衡，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均被共和党掌握，使得总统得以在极少制衡下推进激进的移民、关税政策。

就中美关系来说，当前最大挑战在于两国已从过去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转入在高端制造与技术领域正面竞争的新阶段，双方需要在动态博弈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战略平衡和利益边界。

国际经济秩序遭遇重大变局

在“特朗普2.0”的诸多政策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谓美国对全球发起的贸易战。特朗普上一任期的主要目标是中国，这一任期扩展为全世界，并以美国传统盟友为主要对象。

从当前结果看，他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设想，即经过数月施压与谈判，除中国和印度外，他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达成一种“不平等条约”——美国几乎不承担实质义务，却要求盟友和伙伴接受高关税壁垒，例如在普遍征收10%对等关税的基础上，对欧盟多数商品征收关税约15%，英国为10%，日本和韩国为15%，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为19%，越南为20%，印度则高达25%。

与此同时，美国让WTO处于瘫痪状态，整体全球关税水平被推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这意味着二战后在GATT/WTO框架下积累的自由贸易成果几乎付诸东流，这也是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局。

就关税政策而言，特朗普的根本目标是重建美国的关税壁垒，有意识地颠覆二战以来的自由贸易秩序，以高关税“筑墙”保护本国制造业。

回顾世界经济史，几乎所有制造业强国的崛起都建立在一定的贸易保护基础之上，韩国、日本如此，当年英国的重商主义亦是典型代表。美国若真心谋求制造业复兴，前提必然是不同程度的“关门”。

在自由贸易框架内，美国制造业在许多领域已经无法与中国竞争，而在此之前，其制造业已被德国和日本严重削弱。而要重建本国制造业，必须要与国际竞争对手适度脱钩。可以说，美国正在经历经济战略的大转型——从华尔街回到实体经济，从全球化金融扩张转向本土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回流。

关于制造业回流的可行性，外界质疑颇多，认为美国缺乏相应“土壤”。但我认为，土壤是可以培育的，关键取决于美国能否坚持长期主义的战略。美国当下的重点在于重塑产业生态系统，而不仅是简单地把工厂搬回国。

这当然极为困难，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不可能完成。前总统奥巴马曾尝试推动制造业回归，却基本无功而返，反而在国内强化了身份政治的对立，这导致外界现在对奥巴马的评价很低。但对任何政策都不能只用最终成败来评判，我们应理解特朗普现在所作所为的内在逻辑。

任何结构性改革都伴随着剧烈的阵痛。尤其对深度全球化的大企业而言，战略转型必然意味着放弃既有的低成本全球供应链布局。美国若要推进这一转向，就必须完成新的利益再分配，这将是一场美国的“革命”。

这种重构过程中，势必有相当多的群体会承受巨大代价。美国若承受不了这种痛苦，就会回到旧轨道，原有矛盾只会进一步恶化，如果挺过去，则存在“凤凰涅槃”的可能。

这场全球关税战后，自由经济秩序事实上已经崩塌，各国不得不顺应这一趋势做出自身调整。未来的世界或许会呈现出一种图景，即朝着区域化、小多边或“俱乐部式”合作转变。

就中国来说，我认为短期内难以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这既受制于过去的思维惯性与利益格局的掣肘，也要顾及激进开放带来的短期冲击。因此，未来国际格局大概率是由若干小集团“抱团取暖”的结构，走向一种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而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全球多边主义。

打造“前所未有的帝王式总统”

关税战之外，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第二个主要经济政策是减税。减税政策的基本逻辑是：要重新点燃美国经济活力，首先要给企业和家庭减税，为经济主体“松绑”。

由特朗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Act）正是这一立法结果，它新增了一揽子面向高收入家庭和企业的减税条款。但减税反对者之所以众多，是因为美国存在庞大的依靠税收养活的群体和利益集团。

由此引发了特朗普第三个主要经济政策，即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政府的浪费和效率低下深恶痛绝，其“亲商”并非亲全球化，是亲国内商人的商业政策理念。

在当前美国经济低迷的背景下，用减税和压缩开支这种相对原始的办法来刺激经济，想法上没有问题。但任何经济政策都具有双重效应。减税和削减联邦预算一方面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削弱了政府的能力，直接影响到维持社会稳定的公共支出，例如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加上特朗普推进的方式极为激进，直接将很多机构关门，裁减大部分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公司可以不养闲人，但公共机构不能完全采取商业逻辑，只追求效率，社会运转还必须考虑公平逻辑。二者之间如何权衡，需要政治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做出动态调整。当前美国承受着来自全球尤其是科技产业的激烈竞争压力，因此效率逻辑明显占上风。

矛盾在于，特朗普在约束官僚机构的同时，却在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对美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冲击。在国会两院和最高法院均由共和党掌控的情形下，他在推进政策时几乎没有障碍。技术官僚对其制衡显著减弱，官僚体系在他面前高度服从，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王式、掌握超级权力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