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博事件回望文革：权力凌驾法治沔溪杂谭/闲堂闲话

南京博物院与庞莱臣后人的文物纠纷持续发酵，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离奇上拍、四件捐赠文物莫名失踪，院方以“伪作”为由模糊处置去向的回应，不仅暴露了馆藏管理的乱象，更牵出了长期存在的文物处置顽疾——从文革时期康生等人的公开劫掠，到江苏省委老同志借占文物不还，再到当代馆藏的违规处置，本质都是同一病根在不同时代的复发：权力凌驾于法治之上，公共与私人财产沦为权力可随意支配的资源，所谓“时代差异”不过是权力越界的表现形式不同，核心的特权逻辑从未改变。

文革时期的文物浩劫，以康生等人的“雅盗”行径为典型，将权力劫掠推向极致。彼时，宪法规定的公民财产权在“破四旧”的政治口号下形同虚设，抄家行动成为权力掠夺文物的合法外衣。康生凭借“文革”顾问的特殊身份，打着“鉴别”“保管”的幌子，先后三十二次闯入北京市文管处，窃取图书一万两千余册、文物一千一百余件，其中不乏宋元珍本、商周青铜器、玉质虎符等绝无仅有的国宝。他深谙文物价值，专挑孤品珍品下手，邓拓家中的名贵字画、陈梦家收藏的珍稀古籍，在主人蒙冤自尽后均被其以“借”为名占为己有，甚至在掠夺的善本上盖上“康生藏书”印章、随意涂写批语，将私人劫掠包装成“合法接管”。这种行径并非个例，在江苏大地，苏州过云楼顾氏家族主动请求博物馆保护的7卡车珍藏，仍遭造反派强行查抄，顾公硕不堪凌辱自尽，大量文物或被损毁、或被私分、或被随意调拨，处置全程无需法律授权，全凭权力意志主导。此时的权力掠夺，是在“革命需要”的政治背书下公开进行，法律完全沦为摆设，私人财产权被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