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编制，锁死多少人的人生？China Digital Times

昨天，“就叫熊太行也行”公号针对河南鲁山县女教师婚礼当天跳楼一事，推送了一篇《这几年女性想逃婚，确实越来越难了》。文中写道：“很多被父母逼婚的女性都是好学生，不见得是成绩很好，而是从小就乖。很多乖，不是本性，而是规训出来的。”

女孩在家庭的过度控制下，日子会更难。如果生在封闭地区的县城或农村，还要支持弟弟购房，女孩的处境就更凄惨。所以熊太行写道：“大城市是庇护逃避不幸婚姻、不行家庭的年轻人的最好空间。女孩子如果和爸妈关系不好，那就不要在家乡县城考编，因为这会让你跑不掉，能被父母随时找到，甚至用你的工作来要挟。一定要考编，就走远一点，让他们跑去控制你的时候，身边没有得力助手，没有可以帮腔的亲戚。”

我也在朋友圈里写道：“我认识的不少同代际女性（70后和80后），都有逃离家庭和老家，揣着几百块钱只身前往北上广深的经历（甚至还一个人带着孩子）。但在考公考编已近疯狂的当下，那些逼婚逼生的悲剧事件中的女性，多半都离不开自己的编制——小城市或小县城的编制。”

疯狂考公考编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滑导致的追求稳定。它会传导到各个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后退。

1978年后，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逐渐下滑，在90年代已降到很低。这当然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有关，在画地为牢、户口和集体约束个体一切的年代，女性没有离开农村的渠道，更没有经济主动权，即使婚姻不幸福甚至存在家暴，也只能逆来顺受。1978年后，社会逐步开放，无数农村女性获得经济自主与地理迁徙的自由，选择进城打工，离开了原有的人际圈子。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移动，打破了两千年来女性被绑定在土地与宗族中的命运。

掌握了经济主动权，也就有了自主选择幸福、好好过日子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抛弃原有家庭，因为哪怕是两夫妻一起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喘息空间都比留在农村大得多，幸福几率也大得多。

但如今，当大城市无法容纳人们的梦想，社会上升通道收窄，人们要退而求次回到县城这类封闭系统，将体制内视为唯一安稳选择时，其实也交出了自主权。被编制锁死的不仅仅是梦想，对于很多成长于封闭压抑家庭的女性来说，还包括自己的人生。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个体便与特定地域、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绑定。

在小县城，编制意味着稳定工作和相对安心的生活。但它的封闭性也限制了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选择，需要面对严苛的社会期望和家庭压力，被迫走上婚姻或生育之路，牺牲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我一直都说“传统文化是个宝，文盲无赖都说好”，在中国社会和家庭的许多冲突中，文化层次、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讲不出真正的道理，就越喜欢搬出“传统”来试图压制对方。面对这种人，只需要引用鲁迅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就可以反驳，但稍有生活经验就知道，谁也无法在认知上挽救他们。

“传统”就是文盲和无赖们最好的武器，他们依托于所谓的传统，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和丈夫的成就挂钩，忽视女性个人的追求和梦想。县域社会的熟人网络与道德监控，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有限的资讯渠道，又会加剧这些压迫。

考公考编原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异化为生存教条，变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人生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标准深度绑定。在经济上依附性极大，一份工资就能将人困在原地。社会评价当然也是单一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脱离这一轨道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稳定”被内化为最高价值时，对心理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任何冒险与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