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重审宋氏杀夫案澎湃历史

明朝嘉靖年间，关于贵州一起妻子杀夫案的重审，在不同层级、不同衙门的官员中激发了不小的争论。此案中的死囚宋氏，是死者林樾的妻子。她被贵州的原审官吏认定，要为身受多处致命伤的林樾的死亡负全部责任，因而被判凌迟处死。原审认定，林樾为人贪杯好色、荒淫无度，宋氏心中早已无夫妻情分，行事也并不尊重丈夫，林樾尸身上的多处伤痕，就是宋氏险恶用心与残忍手段的明证。

然而，多年之后，被判凌迟重刑的宋氏，等来了打算给她翻案的巡按御史王杏。巡按御史作为“天子耳目”，定期被派遣出外，出巡届满便更替，他们的一大职能，便是巡视地方，认定断罪有出入，就可以为之辩冤。关于宋氏是否杀夫，王杏并不信任原审衙门的判断，因而向都察院递交了他的质疑；以左都御史王廷相为首的都察院其他官员，面对王杏的旧案重提，态度则相当保守。

都察院“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职责包括“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等。王廷相号浚川，他执掌都察院期间的部分公文汇集成了《浚川内台集》，亦名“覆奏语略”。所谓“覆奏”，是因为入选的案件均请示过嘉靖帝。为官数年、经验丰富的王廷相，当时面对的是怠政的皇帝与复杂的官场，但他收录在《浚川内台集》中的奏请，包括对宋氏杀夫案的判断，基本都获得了皇帝的赞同。皇帝不从王廷相建议的，除了两个涉及宗室的案件，就只有嘉靖十六年（1537）对一名巡按御史的处分。这名巡按御史正是王杏，其受罚的原因，也许在其为宋氏翻案时，已有端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起原审、巡按与左都御史各方意见分歧的杀夫案，究竟有何蹊跷。

对于宋氏杀夫之罪，原判斩钉截铁：她“以剪刀戳破林樾阴囊身死，问以凌迟”。“人命以尸伤为据”，最初的验尸已经留下了详细的记录，所以多年后，王廷相等仍可查阅：除了死者“一身青伤，不系致命”外，“初检林樾尸伤，顶心囟门偏左偏右、两肋等处，俱有伤痕，项颈八字交匝；及再检，又有剪刀戳破肾囊、丢弃肾子之伤。此皆致命之处”。

死者林樾尸身的检验记录，看着颇为详细，当时承审官吏的工作，似乎比较周全。不过这里面，也有不少值得留意的细节。我们可以参考清代官箴书《州县初仕小补》中给出的建议，“凡相验死尸，若系当时，自然易验。先看头面致命部位，再看周身何处有伤，逐一验明”，这说的是好办的情形，检验的时机相对及时，尸身的情况较为完好，这样的话，就按照《洗冤集录》的记载，把死因归伤类，依次走流程：“若系刀伤，比对刀口，量明分寸”，“缢者，看绳纹八字交与不交”，“殴死者，验伤痕是何物致伤，是否在致命部位，逐一看明”。然而，命案情形多样，条件未必理想，因此，官箴书里的经验分享，重点还包括了“验尸莫避臭”，“倘尸已发变，切不可避臭不肯上前，必得眼同尸亲，将所告之伤验明”。可以想见，腐尸之上，无论是刀伤刀口，还是上吊绳纹，抑或其他伤痕，都不那么清晰可辨。尤其是在诸多伤痕中，官箴书还要特地点明，“肾囊有伤”的话，应当亲手“按试其肾子”，辨别“是单是双，是否破碎”。总之，“不明之处，查对《洗冤录》，万无错谬”。这样看来，验尸自有一定之规，只要仵作尽力、官员尽心，过程可控，结果应当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