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马克思主义信徒”审判雅酷原创博客

在中国和香港的政治语境中，有一种罪名，近年声名鹊起，堪称罪名界的瑞士军刀——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这个罪名功能齐全、适用面广、弹性惊人，既能用于媒体人，也能用于学者、律师、学生，乃至普通老百姓，唯一的前提只有一个：你让我不高兴了。

黎智英与《苹果日报》的案子，不过是这顶帽子最新一次被重重地扣在某个人头上而已。真正值得玩味的，并不是这顶帽子如何被使用，而是——谁最早戴过它、谁戴得最久、谁戴得最理直气壮。如果“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真是一项严肃、可供历史检验的罪名，那么放眼近代史，自称“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那一方，恰恰是案情最诡秘的地方。

如果这是罪，中共从第一天起就是“重犯”。假设“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是一个跨时空、跨制度、标准统一的罪名，那么，中共成立那一天，就已经犯案。原因很简单：思想来源是外国的，理论体系是外国的，组织模式是外国的，资金、培训、路线指导，长期来自外国。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恩格斯不是中国人，《共产党宣言》写于伦敦；列宁不是中国人，十月革命发生在彼得格勒；共产国际设在莫斯科，早期中共的路线、干部培训、组织原则，几乎全套来自苏联。

这不是抹黑，这是教科书。中共早期领导人赴苏联学习，被称为“留苏干部”；党内路线之争，常常以“是否忠于共产国际”为裁判标准；经费、指示、战略方向，长期与苏联高度捆绑。若按今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逻辑推演，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中共，简直是思想勾结、组织勾结、路线勾结、资金勾结的全套示范案例。

但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为什么当年的“勾结”，今天成了“光荣传统”；而今天的“交流”，却成了“滔天大罪”？

从法律角度看，一个罪名，至少应当具备三个要素：对象清晰、行为明确、后果可证。而“外国势力”这四个字，恰恰在这三点上全部模糊。它不是一个国家清单；不是一个组织目录；不是一个可供核对的实体。它更像是一种情绪词，一种政治修辞，一种“只要我不喜欢，你就可能是”的身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