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中共基层干部，谁也不敢再做主了傅龙山

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继绳《天地翻覆》、以及《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的交叉阅读中，可以得到一个高度一致、且可被档案与大量回忆印证的结论：中共干部们不再相信制度中共谎言，只相信风向。

1962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着重经济调整与组织生活重建。1962～1965年，全国经济调整、专家回归、日常治理恢复。但毛泽东在大会后多次谈及“阶级斗争不能忘”、“党内修正主义”。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导恢复生产与制度化管理；周恩来负责日常协调。但毛泽东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也对“按规则治理”的不信任不断加深。

1966年5月16日，发出《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5日，毛泽东撰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指出中央内部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被视为文革初期领导层路线冲突公开化的标志。1966年8月，北京，“八．一八”天安门集会，红卫兵大喊“造反有理”......这些口号绕开党委与程序，直接把武斗的权柄授予群众。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先爆发；随后迅速扩散到县、社、厂、校。但这也是一次有边界的授权：只准向下打，不准向上碰。

杨继绳透过地方档案指出，文革中遭到最密集打击的群体，并非抽象的“阶级敌人”，而是能执行政策的县、社、厂、校干部；能维持日常运作的教师、医生、工程师，他们是能让社会“不靠运动也能运转”的中间，之后这些人即便被“平反”，也已醒觉到愚信中共的制度谎言完全不能保命，对政治风向的及早醒觉才能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