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妈妈在北京看病
一 2016年秋天，我母亲思乡心切，不顾家人的劝阻，决定一个人回北京去养老。 刚回去的第一年她非常快乐。每天她去北大校园里散步，在楼下会一下老朋友和老邻居聊聊天，和去各个商店小逛买新鲜的回来做饭。每个月老同事和老同学都会一起去北大或清华的食堂雅座吃饭聚会谈天，偶尔也会有亲戚来访，或者她去外地看亲戚、访老同学、或是故地重游。另一个让她非常开心的事是她可以到北大校医院高知专诊不用挂号就看高级医师并随便拿药。因为美国这边为了防止老人认知损害和引起的跌跤，不再给像她这种健康老人开安眠药；而我母亲因为工作中用脑多、和挨整所造成的长期焦虑，十几年一直靠吃安定这类安眠药入睡，在北大靠吃这类安眠药入睡相当普遍，一次可以拿一个月的；校医院的医生甚至说季羡林天天吃这类安眠药活到近百岁，可以放心吃。所以我母亲对美国的相关医疗也因此不以为然，觉得还是国内的医疗懂华人的身体。 2018年初春，我母亲只说她有点感冒，让我别担心。然后我接到老邻居的微信，说我母亲已经重感冒三个星期没有下楼聚会了，希望我注意一下。然后我赶忙联系母亲，认真问一下具体情况。发现她已经患流感三个星期，每天高烧，在北大校医院查出肾积水，校医院的医生本来已经开了住院单，但是因为她儿女不在身边也没有国内的身份证，校医院的住院部不批准她住院。她为了不耽误我的工作和生活，在家里耗着，希望尽快好，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力气下楼，吃饭靠一天一顿煮挂面或者就在冰箱里搜刮点零食。于是我赶忙买第二天回国的机票去救母亲，到家的第二天就带着她去她的合同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觉得那家三甲医院会比校医院水平高和负责任。 二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个很气派的大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正门不开，所有病人和家属都从旁门挑开门帘进出。门帘在北方建筑中常见，是传统的保暖方式，但是作为医院的进出口就不太合适了，因为它是交叉感染的源头。美国医院一般都是用自动门进出，并通过吹气的方式保温。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正门就是如此设计，却关着在旁边开了个有中国特色的挂门帘的旁门让普通病人进出。以后我发现这种对通过门帘交叉感染的担心纯属多余。
另一个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看病的病人或者家属必须拎着自己的病历和各种片子，当堂给医生看，这些病历沉甸甸地有一大包，其中也包括我母亲过去在该医院历次看病的记录。而在美国，这些病历早就电子化了，去不同的医院直接通过电脑和互联网互相调用，病人和家属大多数情况下不用自己带病历。国内医生也是在电脑上写病历，但是最后要打印出来给病人或家属装到病历袋里。相反，国内在互联网商业上又远超美国，比如那时在国内因为网络商业的普及，没有手机支付打不到车，也无法在自动售货机上买水。所以我对当时国内在互联网的落后与超前并存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据说今天在病历的存储和分享上有一定的改进了。 我先带妈妈挂了北大第三医院肾科主任的专家门诊。那位主任医生看了病历和片子，马上问我：“你们要做什么？”我一下懵了，作为病人下面要做什么，不是应该你这个高价挂号挂来的主任医生来决定的吗？于是我再次着重说了一下我妈病状的难点：她几个星期高烧不退，肾里发现积水，为什么？主任医生再次问了一遍你们要做什么？说北大校医院已经查了血，和拍了CT与核磁共振，该查的已经查了；同时北大校医院已经大量用了各种抗生素，说明高烧不是由于细菌引起的，再查血意义不大。他也无法判断肾积水和高烧不退之间的关系。只说你们想再做什么检查或者什么手术，他都给开。以后的几分钟就诊就都陷入这种逻辑循环。我母亲就诊时，门开着，背后还挤着其它的病人，也在催促我们有结果了就赶快离开。我要求住院进一步诊治，主任医生说他没有这个权力，让我们去急诊提要求。于是我带着不满和疑惑，带着母亲去地下室的急诊就医。 以后我把我在主任医生那里的奇特经历，向我的舅妈，前老北大牙科医院的老主任吐槽。我的舅妈是这样向我解释的：北京人口从五十年代的五百万增加到现在的两千万，二十几所公立医院只增加了一所中日友好医院，全北方的病人却都在往北京的医院跑，甚至用救护车千里迢迢把病人从山西、山东、河北、辽宁送来北京。医疗资源紧张和加价，老百姓不满，气都撒到医生特别是公立医院的医生身上。所以医生尽量不判断，让病人和病人家属自己拿主意，然后按照要求提供服务，把病人当作商店里的顾客上帝；另一方面对治疗也不再负责任。她名下的研究生和那代医生受不了这种新的医病关系和治疗方法，都按时尽早退休，所以医院里的愿意负责的好医生越来越少。人口剧增和公立医院没有增加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公立医院每个医生的位置都成了私人寻租的资源，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医学院的毕业生居然一般找不到位置、当医生要靠关系和行贿，而私立医院又不接受医学院毕业生。我舅妈退休后曾被返聘去带研究生，但是当她看到她尽心培养的这么好的学生找不到位置、只能去当医药代理；因为没有利益连带，她亲自出面也很难给学生找到职位；即使找到了也被医院无休止地压榨，却得不到必要的传承、进修、和提升。她最不满的是现在的医生风气很坏，不再像他们那代医生那样把技术和经验无私地传给下一代年轻医生，而是每个人自己都藏着掖着，连自己的学生都提防，医生间的经验交流更是远远不够。让她看到很多基层的医生，人到中年，却只能在自己的经验和低水平里转圈。她伤心了，不再回去带学生，也不建议家里的晚辈去学医。 三
急诊的入口，首先就是病人自己量血压和温度的仪器。病人或家属根据打印出的数据，和自己的病症，去分诊台被分到各科室，在外等待就诊。 急诊这个给病人量血压的血压计、和给病人量体温的额表，很像美国药房免费给顾客当堂使用的血压计和额表，其准度值得人怀疑。比如病人都是穿着厚衣服去量血压。但是就是这两个值得怀疑的基本数据，是整个急诊的依据。我母亲出门时高烧，但是因为在路上吹风和在专家门诊折腾半天，额头温度已经降下来了。看急诊时，她全身因为感到极度的寒冷、一直在剧烈抖动，医生想查一下她的腋下或口腔的温度，却没有温度计，问遍附近各科室也都没有，医生非常着急却无能为力。诊室里也没有美国这边标准的检查床，而是一张行军床供病人躺下做检查。行军床很低，对于我母亲这样的老人，躺下和起来是相当折腾的事。所以即使北大第三医院这种三甲医院，每个医生所配备的设备也是相当简陋的。
应该说急诊部遇到的几个年轻医生是相当负责和尽责的，但是当看到每个诊室的门外的长椅上坐着或者躺着一个个需要急诊的病人，我觉得他们是在赤手空拳地与整个病了的世界在搏斗。 四 急诊室的医生开了验血单。我必须把抖动中半昏迷的母亲暂时遗弃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先去药房排队划价、然后去会计处排队付款、然后去药房排队按照收据领取抽血的针头和针管、然后排队扶着母亲去抽血室抽血，然后把母亲放在抽血室外的长椅上，拎着病历拿着血样去医院各处送样，其中一个血样要远远跑到教学楼里的某实验室里。送样后在电子屏幕上不断刷结果，拿到打印的结果再扶着妈妈去诊室外等。这是急诊吗？我花了近一个小时，一路小跑地做完这一切，一边担心着在某处躺着的重病母亲，一边不断自问还在时差中腾云驾雾的自己。因为在美国，我已经习惯了病人推入急诊室，医生护士就负责一切的模式。
五 急诊室的医生看了化验结果，开了注射。我必须再次把抖动中半昏迷的母亲遗弃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先去排队划价、然后排队去付款、然后排队去药房买注射的针头和针管、和注射的药剂与生理盐水、然后拎着这一大把东西，扶着母亲去输液室吊盐水。输液室只有一个护士做静脉注射，必须病人或者家属自己看着注射的过程，比如是否有回血，注射是否要添加替换、是否完成，等等；如何管理输液也是病人间互相教。白天的输液室，人挤人，供病人坐的注射椅满了，很多病人坐在小板凳上，由陪同的家属站在身后当椅子背，举起手臂当注射架。一屋子的急诊病人这么挤着挨着，每个人都插着静脉管，让我再次担心起交叉感染。但是又有什么办法？那个唯一的护士像见缝插针一样在人群中挤，不断给新病人插静脉。很多老练了的病人插了静脉就举着瓶子离开。一个中年的病友看见我母亲年纪很大，又在全身颤抖，就站起身来把他的注射椅让给我母亲坐，自己站着一只手举着注射瓶给另一只胳臂输液。我千恩万谢以外，和他聊了一下。他是山西的，来北京治疗癌症，因为北京的大医院不像他老家的医院只坑病人赚钱，他们只相信北京的大医院，全自费也要来北京看病。他和爱人一块来的，爱人正在医院外面租炉子给他做饭——为了省钱，他们住的地方非常远。 六 我向急诊医生要求我母亲住院治疗。急诊医生的回答是现在床位很紧，我妈这种不需要马上手术的轮不上，住重症监护室（ICU）更不够格。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妈的子女都不在身边，没有北京的身份证；而医院需要子女随时在身边，来签字、负责护理、和缴费。医院最怕病人家属把住院的病人扔下就跑，以后再因为医疗问题起诉医院，这种事也经常发生。因为我母亲年纪大、久病后各个指标都不好，又刚注射了很厉害的药，医生建议我母亲在急诊留观室住一夜再走，这样夜里如果有突发情况抢救也方便些。
我于是去急诊留观室找床位，里面的床位都满了，挤得密密麻麻，照片中的空位是一个病人的担架刚被抬走所留下。床之间都是病人家属或护工搭的小床或者椅子，因为对病人的照顾和看护都要病人家属和护工来做。那里加床已满，也根本不可能有我母亲的位置。有的病人等了半个月才排上床位，有了床位的就尽量呆在那。急诊留观室的护士建议我母亲在输液室里坐着别动，把那里当作留观室。于是我在凌晨给这间已经安静下来的输液室拍了一张它最清闲时的照片。
我因为整日的劳累和时差，站在母亲身边，靠着她的座椅，居然就那样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凌晨以后，走出输液室，我发现已经安静下来的急诊部走廊边的长椅上，躺满了和坐满了安营扎寨的病人和病人家属。也许白天他们一直在这里，但是他们完全被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了。他们幸运地找到这种急诊在身边并且免费的病床。这大概就是中国普通人的重症监护室（ICU）吧。看到北大第三医院并不驱赶他们，我一下感受到了医院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努力维持一小片天堂碎片的仁道。 八 北大第三医院用药暂时把我母亲的高烧压下来了，但是肾积水和低烧依旧。以后的几天，每天早上，我都背着母亲从五楼下来，坐出租车去北京的各大三甲医院碰运气，希望我妈能够被收治；每天夜里再满心失望地把她背上五楼。感受着我耳旁她病中的气若游丝。北京的各大三甲医院的状况与北大第三医院相似，只是很多医院不允许病人在医院内的长椅上安营扎寨。 另一个让我失望的是医保。我母亲据说有当时最好的医保，那时他们这批人还没有加入社保。但是唯一的合同医院开的账单，却不能直接批准，要在每个星期的唯一的一天，等北大校医院的审批主任一项项地打勾批准。每个来报销的都是一大叠账单，比如验血的针头、橡皮管、试管都是分开的项目，可能是频繁的欺诈已经把医疗信任降到零了吧，也可能是报销的额度不够必须精打细算。这样排队等了四个小时，也才报销了2/3。同时我很累，也记挂着病中独自在家撑着的母亲，以后我就再也不去报销，一边欺骗母亲说所有账单已经报销了。 我对带母亲在北京看病的前景越来越绝望，觉得即使我尽快回来了，依然救不了我母亲的命。直到别人指点我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高干专诊，因为政策变化，现在也收治高知。那里的方大夫终于给我母亲开了住院单，同时我姐也通过关系确认我母亲能够马上住院。医院给我母亲插了肾管排出积水，让体温恢复正常，休养一段后，我就让我母亲插着肾管来美国，因为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实在对国内的医疗不再有信心。在纽约，我母亲受到康奈尔大学医院肾科老大夫Turikasi的最尽心治疗，用了好多诊断手段，一项项地排除我母亲肾积水的原因。因为我母亲只有州医保（Medicaid），这位老医生给我妈看病和做各种检查根本不赚钱，所以他也是非常无私的。今天，我母亲的身体依然很健康，肾也完全没有问题。 我母亲家在北京，有中国最好的医疗保险，看病还是这么难，最后还是靠搭上高干专诊保住了性命。可见一般老百姓看病有多难。同时，我也看到底层的医生有多么难，和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的坚持。与此相比，在中国当官的看病相当惬意。我有一个退休的副省级的亲戚，他常年把住高干病房当作住旅馆，身体稍有不适，或者换季，甚至只是在家里与夫人或小保姆有点小摩擦，就去全省最好的医院住上十天半月，做全套他想做的检查。在医院里他有宾馆式带厨房的套间、和一对一的护理。我不知道这一机制是什么，过去有传言中国80%的医疗花费都用在官员身上，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中国医疗的花费并不公开，2006年以后统计年鉴取消了"公费医疗"细项，让人不得不怀疑官和民身上所花费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现在我听说一线医生的工资在骤降，让很多医生护士不得不下班后去跑外卖以补贴家用，我就更担心中国的给普通人的医疗状态了，不知道北大第三医院里那个普通人的穷ICU是否仍然在。所以我决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让这几幅照片述说一下那一天我带母亲在北京看病的真实经历。 希望今后中国普通人的看病标准，能够不负它大国崛起的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