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一封信，曹操竟然失去常态

建安二年，曹操刚从宛城逃出来。这一战，他失去了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还有战死帐前的典韦。对曹操来说，这不只是一场败仗，更是一笔怎么也咽不下去的血债。 可就在这时，北方送来一封信。写信的人，是袁绍。曹操读完，勃然变色，此后“出入动静变于常”。旁人都以为，他仍困在宛城惨败的痛与恨里；只有荀彧看出来，真正让曹操寝食难安的，不是张绣，而是袁绍的那封信。 一封信，为什么能让死里逃生的曹操失去常态？袁绍究竟说了什么？而曹操又为什么会害怕这个曾经扶持过自己的北方盟主？ 我们还得从头说。

说起曹操与袁绍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他们后来在官渡大战了一场，但是，时间回到建安二年，或者更往前的时间段，两人不仅不是敌人，反而属于同一个政治联盟。或者说，袁绍一直罩着曹操。 初平二年，曹操击败黑山军，在东郡刚刚站稳脚跟，袁绍随即上表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这个任命未必决定曹操能不能控制东郡，却为他的扩张提供了一张合法的外衣。后来曹操进入兖州、收编青州黄巾，逐渐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但他仍然处在袁绍主导的联盟体系之中。 当时关东诸侯大致分成彼此对抗的两大阵营。一边是袁绍、曹操和刘表，另一边则是袁术、公孙瓒和陶谦。袁绍在河北对付公孙瓒，曹操则在黄河以南抵挡袁术、陶谦等人，事实上承担着袁绍联盟南线的作战任务。曹操每一次扩张都在壮大自己，却也在帮助袁绍清除南方的敌人。 真正能说明两人关系的，是曹操东征陶谦的时候，袁绍甚至曾经派朱灵率领三个营，协助曹操作战。战争结束以后，朱灵却拒绝返回河北，认为自己遇到了明主，也就是曹操。朱灵不仅自己留在曹营，麾下士卒也都留下了。后来，也没见袁绍有啥不满的。 再之后，张邈、陈宫趁着曹操东征陶谦，迎接吕布进入兖州，郡县纷纷反叛，抄了曹操的后路。曹操惨到只剩鄄（圈）城、范县和东阿三城。随后蝗灾爆发，粮价飞涨，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交战，也是连续失利，军粮也快吃完了。这个后来号令天下的曹操，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 袁绍就在这时派人前来，提出与曹操“连和”，希望曹操把家属迁往邺城，由袁绍保证安全。曹操当时就想答应。所谓迁家居邺，就意味着曹操将自己的妻儿送到袁绍控制之下。从此以后，袁绍不仅是盟主，也将成为曹操真正的庇护者；曹操即使保住残余势力，也很难再摆脱袁绍的控制。 关键时刻，被程昱給拦住了。程昱只问了一句话：“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 当时袁绍占据燕赵，确实有兼并天下的志向，但曹操难道永远愿意，像韩信、彭越一样替他征战吗？ 这个问题让曹操一时语塞。曹操最终接受劝告，没有将家属送往邺城。因为，曹操听懂了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大家跟着你不是給别人当打工仔的。 这件事也说明，在曹操最困难的时候，袁绍仍然是他可以求助的盟主，却已经不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袁绍有能力在曹操即将覆灭时伸手拉他一把，但代价是曹操必须接受双方的上下关系。 曹操没有迁家邺城，并不意味着两人立即成为敌人。此后曹操仍然需要袁绍牵制公孙瓒，袁绍也需要曹操抵挡袁术、陶谦和吕布。但是随着曹操重新夺回兖州，两人的实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建安元年，曹操迎奉汉献帝，将朝廷迁往许县，从此能够借天子的名义任命官员、发布诏令。过去是袁绍上表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如今却变成曹操控制下的朝廷向袁绍授予官爵。这个变化估计让袁绍一时难以接受。

汉献帝是兴平二年逃出长安的，之后辗转回到洛阳。此时的洛阳早已残破不堪，宫室焚毁，百官缺衣少食。天子虽然仍有名义，却没有军队、粮食和可以维持朝廷运转的都城。谁迎接献帝，谁就必须承担供养百官、重建朝廷和保护天子的沉重负担；但谁控制了天子，谁也就掌握了任命官员、发布诏书和讨伐“不臣”的权力。 当时沮授明确劝袁绍迎接献帝，将天子安置在邺城，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然而袁绍最终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内部由不同的意见，郭图、淳于琼等人认为，汉室已经衰微，袁绍正在依靠自己的声望和军队平定天下，没有必要再迎来一位天子。 献帝一旦到了邺城，袁绍还要先请示，再汇报，太麻烦。更重要的是，袁绍出身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本身已经拥有其他诸侯难以相比的政治声望。难道还需要汉献帝这个衰弱天子吗？ 就在这犹豫之间，曹操已经捷足先登。残破的汉廷终于得到一处相对稳定的立足之地，曹操也获得了过去一直缺少的政治优势，可以狐假虎威了。 袁绍很快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随即要求曹操将献帝从许县迁往鄄城，理由是许县地势低湿，洛阳又已经残破，不如迁往鄄城以求安全。鄄城是曹操早年经营兖州的重要据点，又比许县更接近袁绍控制的河北。一旦天子迁到鄄城，袁绍便可以缩短自己与朝廷之间的距离，重新介入天子的诏令与朝政。 曹操拒绝了。这个拒绝看似只是一次迁都争议，实际上标志着两人的政治关系正式倒转。随后发生的官位之争，让这种变化更加明显。献帝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又任命袁绍为太尉。《三国志》记载，袁绍非常愤怒，想想也有道理。曹操过去多次濒临败亡，都是袁绍出手相救，如今却反过来“挟天子以令我”。 这句话暴露了袁绍对双方关系的真实认识：在他看来，曹操本来只是依靠自己扶持才得以壮大的地方诸侯，现在却借天子的名义，试图将昔日盟主置于自己之下。 曹操随后让出大将军之位給袁绍，才暂时平息了这场名位之争。但是权力格局却已经无法恢复。曹操迎来了天子，也就失去了袁绍这个昔日的盟友。

曹操迎奉天子以后，看似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实力已经足以与袁绍抗衡。建安初年的两个人，正走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袁绍不断把分散的地盘连成一片，曹操却不断被周围的敌人反复牵制；袁绍的每一次胜利，都在缩短统一河北的时间，曹操的每一次出兵，却常常只是为了消灭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袁绍早已占据人口众多、粮食充足的冀州，并以此为根基向四周扩张。长子袁谭进入青州，逐步击败田楷、孔融等地方势力；外甥高干控制并州，使太行山以西也进入袁绍的势力范围；袁绍本人则集中力量压迫公孙瓒。 河北为袁绍提供的不只是广阔的土地，还有曹操难以相比的人口、粮食、战马和兵源。更重要的是，袁绍的战略方向十分清楚。他可以暂时不理会黄河以南的纷争，把主要力量用于消灭公孙瓒。只要易京被攻破，他就可以依靠整个河朔的资源从容南下。 曹操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局面。经过吕布之乱，兖州虽然重新回到曹操手中，却已经遭受严重破坏；豫州的许多郡县也只是名义归附，地方豪强各有部曲，汝南、颍川一带并不稳定。曹操虽然把献帝安置在许县，控制范围却远没有后来的曹魏版图那样完整。 许都居于中原，也意味着每一个方向的敌人，都可能沿着不算遥远的道路威胁朝廷。他拥有天子，却没有一片足够稳固的后方；他能够用朝廷名义发布命令，却未必能够让每一个郡县真正服从。 曹操与袁绍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他们所处的战略环境完全不同，曹操是四面受敌，任何一处失守，都可能让整个许都政权随之崩塌。两人虽然尚未正式开战，决定未来战争形势的差距，却已经迅速拉开。也就在这个时候，曹操接到了袁绍的那封信。 第四章｜袁绍的一封信，让曹操失去常态 袁绍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没有保存下来，《三国志》只留下四个字：“其辞悖慢。” 所谓“悖慢”，不只是言辞不够客气，而是真不客气，带着明显的傲慢与轻蔑。对曹操来说，这封信刺中的正是他最难堪的地方。袁绍的来信等于毫不客气地提醒曹操：你虽然控制了天子，却没有什么力量让，连张绣都打不过，好可怜啊。 《三国志》说他“出入动静变于常”，整个人都不正常了。大多数人，都把这种失态，归结为宛城惨败，认为他仍在追悔曹昂、曹安民和典韦之死。 但是钟繇与荀彧却判断没有那么简单。问询之下，就得到了以下的问题。曹操终于说出了真正令他不安的问题：“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 这句话近乎坦白地承认，自己想要讨伐袁绍，实力却远远不如对方，究竟应该怎么办？

曹操拿出袁绍的来信，向荀彧提出了一个十分直接的问题。他已经不再怀疑袁绍会不会成为敌人，也不再讨论双方能否继续维持过去的关系。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明知早晚必须与袁绍决战，实力却远远不如对方，在可预见的将来，差距会越来愈大。袁绍信中的傲慢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建立在双方真实的力量差距之上。 面对这样的差距，荀彧也給出了整场谈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 荀彧对袁绍并不陌生。董卓之乱以后，他曾带领宗族进入冀州，袁绍也待他以上宾之礼。荀彧的兄弟荀谌以及同乡辛评、郭图，都选择留在袁绍身边，荀彧却判断袁绍最终不能成就大事，转而投奔当时远比袁绍弱小的曹操。 因此，当荀彧说“唯袁绍尔”时，他不是在评论一个只从传闻中听说的敌人，而是在谈论自己曾经近距离观察、最后主动离开的旧主。 所谓“唯袁绍尔”，并不是说吕布、张绣、袁术和刘表已经无足轻重。吕布占据徐州，随时可能向西袭击兖州；张绣守在宛城，直接威胁许都南面；袁术在淮南仍有相当兵力；刘表控制荆州，也不是曹操能够轻易击败的对手。这些人都可能让曹操遭遇惨败，甚至在某一场战争中将他逼入绝境。 但是，他们只能从一个方向威胁曹操，很难成为组织天下反曹力量的中心。只有袁绍同时拥有土地、兵力、家世、名望和遍布天下的政治关系。

袁绍与其他敌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可能把曹操周围彼此分散的威胁连接起来。袁绍可以联络关中诸将，煽动羌胡势力，也可以继续联合刘表，从南面牵制许都。一旦吕布、张绣、刘表和关中势力都在袁绍南下时采取行动，曹操便不只是面对一个北方敌人，而是可能同时面对多个战场。吕布、张绣等人是曹操必须解决的敌人，袁绍则是能够利用所有敌人的敌人。 这正是曹操真正担心的，奉天子可以令诸侯，也必然成为所有人的敌人，这就是眼前的孤立局面，“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 荀彧没有否认这种危险，却把曹操的目光从土地与兵力上移开。 随后，荀彧提出了著名的“度、谋、武、德”四胜，給曹操宽宽心。简单滴说袁绍表面宽厚，内心猜忌，不能用人；曹操则不拘出身，人尽其用，这是度量上的胜利。袁绍迟疑持重，遇事难以决断；曹操则正好相反，能够迅速判断形势，临机改变计划，这是谋略上的胜利。袁绍治军宽缓，法令不能贯彻；曹操赏罚分明，士卒虽少，却愿意为他拼死作战，这是军事上的胜利。袁绍凭借家世经营名望，曹操则以诚待人，对有功之人不吝赏赐，这是用人与政治上的胜利。 荀彧的分析并不是孤立的。郭嘉后来也提出“十胜十败”，那就更全面了，我们就不细数了。各位可能以为，这些都是彩虹屁，听起来很爽，没啥用处。 实际上这首先是一场战前动员。荀彧和郭嘉并不是说曹操已经强于袁绍，更不是说双方只要开战，袁绍便会自动失败。恰恰相反，曹操之所以反复询问“力不敌，何如”，正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十分明显。如果曹操集团找不到一种足以解释胜利可能性的理由，那么面对袁绍这样的对手，最理性的选择似乎只剩下退让、依附，或者尽量推迟战争。 这场对话的重要性，不是袁绍突然成为曹操的敌人，而是曹操集团终于认识到：袁绍不是众多敌人中的一个，而是可能把其他敌人全部组织起来的头号敌人。 荀彧和郭嘉都曾经有机会留在袁绍身边，也都在近距离观察以后选择离开。他们现在告诉曹操的，不是袁绍不强，而是袁绍虽强，仍然存在可以被击败的可能。 从这一刻开始，曹操集团完成了最早的战略统一：袁绍是最终的敌人，双方的决战无法避免；曹操暂时“力不敌”，却并非毫无胜算。接下来的问题，不再是要不要与袁绍对抗，而是如何在袁绍完成南下准备以前，为曹操争取到一个尚能决战的局面。 一旦袁绍被确定为最终对手，曹操眼前的其他敌人，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吕布不再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徐州军阀，而是可能在曹操北上以后袭击兖州的侧后威胁；张绣不再只是宛城惨败的仇人，而是横在许都与荆州之间的一枚钉子；刘表也不只是南方诸侯，而是袁绍可能争取的盟友。关中诸将是否稳定，河内与黄河渡口掌握在谁手中，同样都会决定未来决战时曹操能否集中兵力。

197年，袁绍还没有南下，官渡也没有一兵一卒。曹操刚败于宛城，吕布仍占据徐州，张绣还守在南阳，刘表、袁术与关中诸将也各据一方。天下看起来仍是一场没有中心的混战。 但是曹操集团已经明确了最终的目标：“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 从此，吕布、张绣、刘表和关中诸将不再是彼此孤立的敌人，而是曹操走向最终决战之前必须处理的战前任务。 197年不是官渡战役的开端，却是官渡战略的起点。官渡之战也不是从袁绍渡过黄河开始，而是从曹操承认“力不敌”的那一刻开始。因此，曹操接下来的行动看似分散，实际上都在围绕袁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