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大国，但强大并非一切

日前，法国天主教《十字架报》借毛泽东去世50周年的纪念日之机，特意专访了法兰西学院教授汉学家程艾兰。请这位治学严谨、要求极高的汉学家，解析中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然而在采访中，作为一位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学者，程艾兰总是将记者的视野拉回到几个世纪的宏观视角，拉回到文献和历史的现实层面，以及它们被赋予的工具性意义。 她直言不讳、毫不绕弯地拆解了法国人对中国的种种固有成见。因为这正是她研究的核心：古典的“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连续性与断裂？ 她自己也坦言，71岁高龄，从事教学和研究四十余年，她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仍未结束。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介绍本次专访的第二部分。

程艾兰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堂课。 (c) Collège de France/ Anne Cheng 问： 你最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抵抗性思考》，为那些对中国现行体制持批评态度的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声渠道。如今他们还剩下哪些公开表达的空间？知识界的辩论结构优势怎样的？ 程艾兰：我质疑当今中国仍然存在多元化公共领域的说法。目前能够听见的声音，都是政权所容许、甚至鼓励的声音。政权需要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生产出的某种“内容”，来帮助政权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我和我的同事克洛伊·弗鲁瓦萨尔（Chloé Froissart）合作编辑的这本书《当代中国的抵抗思想》，正是希望让那些已经逐渐失去发声机会的知识分子重新被人听见。他们之所以不再能够发声，是因为有些人被投入监狱，有些人则被迫保持沉默。 我想强调一点：这些人并非“异见人士”。他们都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体制内的作者，其中几位还曾获得真正的学术声望。他们的“错误”在于，在某个时刻，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与官方叙事相悖的、洞察深刻的分析。借用习近平使用过的一个说法，他们没有“正确地”讲述历史。 这本书里还收录了两位中国维吾尔学者的作品。他们都曾公开效忠国家和共产党，却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为了保护所有作者，为了不让他们承担出版这本书所带来的责任，我们的翻译未经他们的同意，且都是已经在中国流传过的文章。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发表后不久遭到审查和封禁，有的审查速度较快，有的则较慢。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问： 这些知识分子说了些什么？ 程艾兰：其中有些是宪法学者，他们致力于捍卫宪法条文。中国的确拥有一部宪法。如果严格按照宪法的条文执行，它所能提供的保障将是相当可观的。此外，还有一些是历史学家，他们解构国家叙事，并以含蓄的方式提醒人们：中国有着独立史学的传统。 本书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来自少数民族的作者，其中当然包括维吾尔族、但也包括藏族和蒙古族学者。他们致力于保护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我提醒大家，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问： 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它差点无法问世。为什么？ 程艾兰：恐惧的情绪甚至蔓延到了法国。我们需要一些译者，他们不仅要精通中文，还必须熟悉中国的知识界环境，这样才能理解文章中的各种典故与背景。有时，作者正是借助这些典故，以微妙而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分析。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我们遇到了相当多的回绝。有好几位译者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译文，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自己今后无法获得中国签证。 问： 那你呢，之后回过中国吗？ 程艾兰：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冒这个险的。 问： 这些文章能在某个时期发表，似乎说明中国曾经有过一定的公共空间。 程艾兰：不妨说，某种形式的公共领域之所以能出现过。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政权从未真正实现过民主或自由。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后，中国对大学的管控和监控的力度显著加强。课程内容受到审查，一些教室甚至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学生也可以举报课堂上任何违规内容。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我审查，而由于缺乏明确的底线，这种自我审查尤为有效。 就在最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因为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不够乐观，而受到了批评。要知道，这算不上异见。然而，他们仍然面临严峻的风险：可能失去职位、工资，甚至被要求将护照交给当地的党组织保管。 问： 这种强硬化在习近平执政时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程艾兰：这代表着意识形态层面的全面收紧。自毛泽东以来，习近平是唯一一位将个人“思想”写入国家宪法的中国领导人。从低到高，各个层级都开设了有关“习近平思想”的课程。习近平认为，他的思想应当成为唯一的指导性思想。再加上一个高度发达、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监控系统，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实现全面控制。 当人们问我“中国人究竟怎么想”时，我常常想回答：试想一下，如果你设身处地在他们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会作何感想？此外，这种数字化独裁也应该促使我们反思：在法国，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这些新技术，即使我们目前仍然拥有能够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 问： 你曾说过，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是在法国的“美好文学“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创建了“中国文库”系列。这套丛书堪比“比代古典丛书”（Budé），比代丛书汇集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译本。 程艾兰：的确如此。我们刚刚庆祝了该系列出版的第五十卷，其中收录了谭崤的《变形记》，这是一部十世纪（唐末五代）时的著作。就出版数量而言，我们远不及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比代”系列。但编纂这个系列对汉学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文言文是一种学术语言，它如同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在东亚地区长期使用。该系列还涵盖了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文献，我们希望不久后能翻译一部越南的著作…… 问：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中国的古典典籍？ 程艾兰：我常说，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就是汉学研究的连续性。长期以来，汉学界一直将研究划分为“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对于二者之间的界限，没有人达成共识：最激进的观点认为分界点在1949年，也有人追溯到16世纪。就我而言，我拒绝人为地划定任何界限。 在中国，古典文化无处不在。它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例如，用来隐晦地批评政府。它不断地被挪用和再挪用，包括政府自身也在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回归文献，翻译它们，并加以阐释，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因为中国远非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