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大国，但强大并非一切

法兰西学院教授汉学家程艾兰日前接受法国天主教《十字架报》的专访。十字架报指出，自2008年以来，程艾兰一直担任声望卓著的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席教授。她翻译了《论语》，出版了幅篇宏大的《中国思想史》，系统整理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思想发展；此外，她还推出了一套更为通俗易懂的思想史著作，共三部，其中包括最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抵抗思想》。

入职法兰西学院时，程艾兰发表就职演讲。 (c) Collège de France/ Anne Cheng 借毛泽东去世50周年的纪念日之机，《十字架报》特意采访这位治学严谨、要求极高的汉学家，请她解析中国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然而在采访中，作为一位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学者，程艾兰总是将记者的视野拉回到几个世纪的宏观视角，拉回到文献和历史的现实层面，以及它们被赋予的工具性意义。 她直言不讳、毫不绕弯地拆解了法国人对中国的种种固有成见。因为这正是她研究的核心：古典的“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连续性与断裂？ 她自己也坦言，71岁高龄，从事教学和研究四十余年，她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仍未结束。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介绍本次专访的第一部分， 问：你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专家，自2008年开始担任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授，在你的就职演讲中，你曾警告说，不要将中国视为一个“迷人且神秘、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家”。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是否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程艾兰：是的，而且这些都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7世纪，法国贵族中就出现了一部分人迷恋中国，从而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一股对中国“他者”的知识分子热情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热情从未完全消失，时至今日，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能看到它的影子。 然而，将中国锻造成唯一伟大的“他者”，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个国家并非是另一个星球。当然，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存在差异。 最重要的是，这种叙述恰恰强调了所谓的“中国例外论”，将其作为普世价值的替代方案。说到底，是为了回避有关人权的问题。 问：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了，这种“异域化”的目光，在后毛泽东时代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程艾兰：二十世纪80年年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飞速发展。效仿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当时，许多评论家用儒家价值观来解释活力：勤劳、节俭、重视地位、家庭观念以及等级秩序……换句话说，中国及周边地区发生的一切都被归因于特定的文化特征。 在我看来，我们至今仍受困于这样的解释框架。它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发展逻辑与西方社会的类似，区别在于，这一进程是由一个威权政权加速和主导的。而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问：与历届前任相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强调推动“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复兴，而孔子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你是研究孔子的专家，你如何看待这场复兴？ 程艾兰：有时候，我会对可怜的孔子产生一丝同情。要知道，从20世纪初开始，孔子就遭受了一场细致而彻底的摧毁运动。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痴迷于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发展，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儒家传统”是旧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将传统社会的风俗、礼仪、尊老观念以及对权威的尊重等统统都必须抛弃。后来，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又接手这场运动。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达到了顶峰。 事实上，对孔子的重新接纳，并不是从习近平时代才开始的。毛泽东去世后，孔子形象的恢复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上世纪80年代，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现代化驱动力的叙事，我之前提到过，被中国政府迅速采纳。讽刺的是，当年，在70年代破坏孔庙的红卫兵，如今正执掌政权，在各地树立孔子雕像。 问：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挪用与儒家思想本身存在怎样的差距呢？ 程艾兰：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孔子的教诲中，保留那些可以为垂直权力结构提供正当性的内容，如尊重等级制度、尊敬长辈等等……然而，这只是对孔子教诲的一种非常片面的解读。孔子始终与统治权力保持距离。 在孔子的《论语》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一位弟子问孔子“治国之道是什么？”。孔子举出了三项要义：兵器、粮草，和民心。并提出了一个颇为矛盾的优先顺序：在他看来，兵器、甚至粮草都可以舍弃，但不能没有民心——“民无信不立”。奇怪的是。这段话在当今的宣传中却鲜少被提及…… 问：接下来，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在《迷失的中国》（Désorienter la Chine，2022出版）一书中，你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是个“巴黎人”。不过，你的父母都是在中国出生的，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你的学术之路。 程艾兰：是的，我出生在巴黎，父母是中国人。他们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分开了。因此，我的成长经历颇为矛盾：一边是我那位全能的父亲（程抱一，小说家、诗人、书法家，2002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拥抱了法国和天主教信仰；另一边是我的母亲，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回到中国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甚至可以说是执念，那就是永远做一个好学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尽孤独。这种孤独感又因某种“种族”上的孤立而加剧。二战后，法国社会是一个后殖民时代的社会，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种族歧视依然存在。正如一些法国人说的那样，如果你长着一张“与众不同”的脸，你就无法摆脱它。也正因为如此，我如今对非洲和北非移民后裔的经历格外感同身受…… 问：这种文化传承者在你选择将中国的思想生活作为毕生的研究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呢？ 程艾兰：在法国，尤其是在我父亲眼中，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班里的佼佼者。所以，我选择了上预科、巴黎高师，最后进入牛津大学深造的道路。有一段时间，我试图与这种传承保持距离，甚至在最初，选择研究英国哲学。但我总觉得这段历史，似乎一直潜伏在黑暗中，等待着我去面对。最终我选择拥抱它的方式是“用这段传承做点什么”，也就是教授中国传统文献，并始终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距离，从而使自己能够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 对我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异域，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请不要像某些人那样，称我是一个反华份子。我的父亲拥抱了法国，而我拥抱了中国。我嫁给了一位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位共产党员。我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取得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政府压制人民、思想和知识生活的方式，也让我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未来深感担忧。 问：这怎么讲？ 程艾兰：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看我。毕竟，中国已经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崛起，成为世界强大国。但强大并非一切。尤其是对于一个自诩为“伟大文明”的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政府喜欢强调，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神话。我在法兰西学院曾开设一门课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即便我们暂且接受这种说法，一种文明也绝不能仅仅以经济或技术成就来衡量。 今天的中国，确实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这个国家完成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技术追赶。它吸收了西方长期以来赖以称霸的技术与专业知识，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西方。但是，构成“文明”的要素，不仅仅是这些。还包括思想的繁荣、创作的自由，尤其是艺术创作的自由。而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这些领域在当今中国却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压制。事实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自己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