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丢掉名校教职，5年后诽谤案胜诉

等待陪审团裁决的那几个小时，现年58岁的细胞生物学家David Sabatini形容为“一生中最令人神经紧绷的时刻”。 2026年10月16日，结果出炉。美国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高等法院的陪审团裁定， Sabatini起诉前同事Kristin Knouse诽谤一案胜诉，Knouse需赔偿600万美元；她提出的性骚扰反诉，被全部驳回。 这位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学家随后在社交平台上说，这是他5年多来第一次真正露出笑容。 2021年，一纸调查结论，将正值事业巅峰的他拽入舆论漩涡。那时，作为mTOR信号通路的重要发现者，Sabatini顶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头衔，在实验室深耕二十余年，被外界视作诺贝尔奖有力竞争者。指控袭来之后，他接连失去研究所、基金会的岗位，在美国高校求职屡屡碰壁。他的科研事业近乎崩塌。 如今，判决在生命科学圈激起巨大涟漪。一边是陪审团的司法裁决，一边是此前学术机构的调查认定。两种结论，两种叙事，摆在整个科研共同体面前。

Sabatini。图源：个人官网 “人人避之不及的人物” 在风波到来之前，Sabatini的履历堪称学术界范本。 博士阶段，他就找到了雷帕霉素的作用靶点mTOR。这条通路掌管细胞生长、代谢、增殖，关联癌症、衰老、糖尿病等诸多重大疾病。1997年，年仅29岁的他就在美国怀特黑德研究所独立建立实验室；2002年入职MIT；2008年拿下了含金量极高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职位；2016年，48岁的他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二十余年间，他的实验室产出大量高水平成果，多篇重磅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走出了近50位独立PI。他还创办了数家生物技术公司。 然而，崩塌往往只在瞬息之间。 Knouse是一名由哈佛大学与MIT联合培养的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在读生。在她求学期间，Sabatini是她的授课教师之一，并且是能决定她学术命运的学位论文委员会成员。后来，Knouse以研究员的身份加入了怀特黑德研究所，正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就在那段时间，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这段关系的性质，成为日后风暴的中心。现任MIT生物学助理教授的Knouse表示，自己当时遭到了Sabatini的胁迫。而Sabatini则坚称，一切皆是自愿。 2021年，怀特黑德研究所对员工的一次常规调查，意外把线索引向了Sabatini实验室。研究所随即聘请了外部律所展开深度调查。结论是致命的：调查认定Sabatini违反了研究所的自愿交往关系政策以及反骚扰政策。不仅如此，报告还指出，他营造了一种充满性暗示的实验室环境，并且在调查期间试图误导调查人员、左右受访人员的证词。 一连串严重后果接踵而至。Sabatini被HHMI解雇；同时被迫辞去怀特黑德研究所的职务，亲手关闭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实验室。在3名高级管理人员建议撤销其终身教职后，这位曾经的学术巨擘黯然辞去了MIT的教授一职。 正如他的代理律师Lisa Arrowood所言，这些指控让这位曾经前程似锦的生物学家，“在科学界彻底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人物”。 学术机构的调查画上句号，但属于法庭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600万美元的“清白”与罗生门 跌入谷底后，Sabatini选择了反击。2021年10月，他正式提起诉讼。被告名单包含Kristin Knouse、怀特黑德研究所以及时任所长Ruth Lehmann，起诉理由包含诽谤、性别歧视等多项诉求。 这场官司，打了整整5年。除了判赔600万美元，陪审团还一并驳回了Knouse提出的性骚扰以及打击报复的反诉。

陪审团作出裁决后，Sabatini在社交平台发表感言，表示5年多来首次真正露出笑容。 对Sabatini来说，这代表着“彻底的清白昭雪”，让他获得了巨大解脱。他声称，自己是在为追求其他女性而结束二人关系之后，Knouse才提出了骚扰相关的指控。他的代理律师Arrowood也强调，Knouse当时已经拥有自己的实验室、独立的科研经费和手下学生，两人之间并不存在权力不对等，她只是一个“想要向前任恋人实施报复的人”。 但这个结果，却让许多法律专家感到意外。毕竟在此之前，Sabatini针对怀特黑德研究所及Ruth Lehmann发起的法律挑战均以失败告终。 专门处理性骚扰案件的律师Ann Olivarius直言：“这是一项分量极重的认定。很明显，陪审团作出了对她极为不利的裁决。”同时，她对如此高额的损害赔偿金感到惊讶，认为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件。在Olivarius看来，声称Sabatini对比自己年轻很多、尚处在职业早期的Knouse不具备权力优势的说法，简直“十分荒谬”。“看看他的身份地位，再看看她的处境……这根本就不是一段平等的关系。” Knouse的代理律师Ellen Zucker告诉《科学》杂志，她的当事人打算对该判决提起上诉。“这份判决令人深感失望。”Zucker指出，在庭审中另有数名女性出庭作证，讲述了她们与Sabatini之间“令人不安的交往经历”。“令人痛心的是，陪审团的裁决完全没有考量这些证词。” Zucker认为，要求一名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的科学家承担600万美元的赔偿金，“恰恰证明陪审团并不具备为此案作出恰当裁决的能力，而他们确实也没有做到”。 Zucker表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是，社会仍然难以相信女性，也难以体会她们面对那些往往掌控着她们命运的男性时所要承受的难处。”Zucker强调，Knouse已经走上法庭说出了真相，司法程序还没有走到终点。 这起民事诉讼的判决，在法律上对怀特黑德研究所当年的调查结论并没有直接约束力。但Sabatini及其支持者，已经将这份判决视作对他的洗冤。包括亿万富豪Bill Ackman在内的一部分人，开始公开呼吁该研究所重新审视此前的调查结论，并要求Lehmann辞职。Ackman不仅利用自己庞大的社交媒体网络为Sabatini发声，还资助了他近期的科研工作。 真相究竟如何？法庭上的胜负似乎并未终结这场罗生门。 2500万美元资助与一纸禁令 事实上，Ackman的支持并不是从判决后才开始的。在长达5年的诉讼里，丢掉了所有职位的Sabatini，一直在设法让实验重新运转起来。 2023年2月，转机出现。Ackman与一位匿名捐赠者共同承诺出资总计2500万美元，助力他重启实验室。同年晚些时候，Sabatini入职捷克科学院有机化学与生物化学研究所。为了更方便地开展研究，该研究所近期在波士顿地区设立了分支，Sabatini如今在那里拥有了第二处实验场地。 然而，旧日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 2024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宣布，因相关指控，拟禁止他获取任何联邦科研资助。据《科学》杂志获悉，HHS下属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于2025年9月正式发出禁令，禁止Sabatini在一年内申请该机构的科研基金。对一个靠经费养实验室的生物学家来说，这又是一记重拳。 戏剧性的转折再次发生。根据Sabatini向《科学》杂志提供的一份来自HHS的邮件显示，这项禁令已于2026年4月提前解除。邮件给出的理由是，这名生物学家向该机构提交了补充材料。 与此同时，那场风波的余波依然在学术界回荡。2022年，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曾考虑过Sabatini的岗位遴选，但在学生与教职员工的强烈抗议声中，他最终退出了竞争。Sabatini始终否认自己在实验室营造了充满性暗示、“恶劣”的工作氛围。 判决下达之后，Sabatini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言语之中满是感慨。 “长久以来，我一直期盼这一刻，但常常觉得自己或许撑不下去，无论是经济上、情绪上，还是身体上。”他形容这份判决如梦似幻，希望未来外界重新依据科研成果、育人经历评价自己；他期待条件合适的时候，能够再度回到MIT开展工作。 但这份胜诉，并不代表所有争议就此尘埃落定。 怀特黑德研究所迅速发布声明，指出Sabatini针对研究所的相关诉讼早已被法官驳回，本次庭审被告只有Sabatini与Knouse两人，机构本身并不参与本次判决，不代表推翻此前机构内部调查结果。MIT则没有对外就本次陪审团裁决给出公开回应。 这场横跨5年的风波，给全球科研共同体留下了几道难题：当导师与青年科研人员发生亲密关系时，权力不对等该如何界定？高校或机构内部职场调查应当建立怎样的程序边界？被指控的科研人员名誉受损后，又该如何讨回公道？ 法槌已经落下，“清白”二字仍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