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时期出生的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

五年前，我们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冠时期的新生儿，正在面临一场不容轻视的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目光投向一个易被忽视的群体：出生于“新冠”期间的新生儿。 当时，已有研究提示，“新冠”可能通过孕产妇承受的身心压力，以及婴幼儿社交机会的减少等渠道，为他们的身心发育带来不利影响。然而，我们所描绘的也绝非一幅全然悲观的图景：儿童自身的可塑性，以及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适当支持，仍为克服这些困难留下了希望。 五年过去后，当年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已陆续走进幼儿园和小学。他们的成长究竟如何？这一问题并未随着疫情逐渐淡出公众视野而失去意义。相反，过去数年间，许多研究者持续追踪他们的发展，试图辨明“新冠”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媒体人也将目光投向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近况。 在本文中，我们将再次聚焦这些“新冠”期间出生、成长的儿童，通过梳理国外学者的研究与媒体报道，回访五年前提出的问题：在这些研究者的视阈和所处的环境中，这批儿童如今表现出怎样的发育状况？“新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面对已经显现或依然潜在的困难，哪些支持已得到了落实，哪些问题仍有待思考？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并看待他们尚待展开的未来？ 出生于“新冠”时期的儿童：研究发现与成长现状 首先需要回答的，自然是一个最直接也最受关注的问题：“新冠”究竟给这批儿童的成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疫情初期，研究者往往只能借助对过往灾难的研究和初步的观察，推测疫情可能造成的后果。如今，针对疫情期间出生儿童的追踪研究渐渐浮现。然而，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图景并不简单。要全面把握相关影响，还需区分几种不同的情况。 首先不妨考虑母亲在孕期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此种情形是否会影响新生儿的发育？部分研究给出了值得警惕的答案。例如，2026年发表于《大脑、行为与免疫》（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的一项美国研究比较了39名母亲在孕期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儿童与103名疫情前出生的儿童。研究发现，两组儿童在出生后的部分脑区体积上存在差异；而在两岁时，前一组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情绪测试得分也相对较低。 但也有研究给出了相对令人宽慰的结果。一项2024年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美国医学会出版的一本开放获取期刊）的研究追踪了896名儿童，其中96人的母亲曾在孕期感染“新冠”。研究发现，除六个月时一项与行为调节有关的指标存在轻微差异（“感染组”的得分甚至较高），孕期感染与其他神经发育指标之间并无显著关联。2026年，同一刊物发表的一项挪威研究分析了超过20万名儿童的医疗记录，同样未发现孕期感染显著增加儿童被诊断出神经发育障碍的总体风险。

纪录片《学龄前儿童的秘密生活》剧照。 这些结论是否相互矛盾？事实上，不同研究的考察对象与方法存在区别。无需进入繁复的研究细节，仅举一例便可理解这一点：美国研究的作者明确指出，其获得的样本较小且代表性受限。同时，该研究关注的是儿童的脑部结构与测试表现，挪威研究则考察是否出现临床诊断。二者的焦点存在微妙的差别：不难理解，儿童的“测试表现”不佳，还不等于出现了需在临床意义上得到诊断的问题。 相关研究当前仍在进行，但或可作出一个阶段性小结：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断言孕期感染会普遍损害儿童发育，但考虑到部分研究提示的风险，持续予以关注或许仍是必要的审慎之举。 另一种情况则涉及出生并成长于“新冠”期间的新生儿。对他们的处境，一些研究确实发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如2025年发表于《发育与行为儿科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Behavioral Pediatrics）的一项综述汇集了来自六国的十项研究，研究发现成长于“新冠”期间的儿童出现语言和交流能力发育迟缓的可能性相对较高。202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近280万名儿童的健康筛查数据，发现与疫情前相比，疫情期间接受筛查的儿童在语言和社交能力方面的部分指标有所下降。 类似的担忧已进入公共讨论。2023年，一篇刊载于《卫报》，题为《研究发现，新冠期间出生的儿童沟通能力较弱》（Children born in pandemic have poorer communication skills, study finds）的文章就指出：“两岁时，新冠期间出生的婴儿与疫情前出生的婴儿在行为和发育方面基本相似，但有一项例外：他们的沟通能力落后于‘前辈’——这是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 (RCSI) 的研究人员经研究得出的结论。”2024年，《卫报》上一篇题为《前教育标准局首席督学表示：急需帮助因新冠而掉队的宝宝》（Rapid help needed for Covid babies who fell behind, says former Ofsted chief）的文章再度提及这一点。文章称：“新冠期间在英国出生的婴儿在发展关键的语言、认知和社会性技能方面速度较慢。”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解这些结果时，不能简单地将“出生并成长于新冠期间”同“更可能出现语言和沟通方面的问题”画等号。事实上，疫情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往往同具体的生活情境相关。有报道提到，相关能力的薄弱往往来自这样一种情形：新生儿接触语言交流的“自然场景”被削减，家长又没有有意识地作出弥补。有专业人士指出：“理想情况下，婴儿会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他们‘交谈’，获得广泛的相关体验。但新冠期间，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换言之，在正常情况下，婴儿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诸多交谈场景，与许多人展开交流，也见证他人之间的交谈。但在疫情下，新生儿往往只能接触父母，且“忙碌的父母常会预判婴儿的需求，不自觉地缩短语言交流。例如，如果婴儿指着一杯饮料，父母可能直接把饮料递过去而不说出饮料名称。”该人士补充道，不少英国家庭不了解与婴幼儿交谈的重要性，同时也会因疫情错过一些提醒预警信号的检查。

短片《Babies, Babies, Babies》剧照。 这提示我们，家庭是应对疫情影响的关键场所。也正因如此，无需作出灾难化的联想。如若新生儿在疫情期间仍有充分的交流机会，那他们的健康成长仍然可期。事实上，伦敦城市大学的一名研究者在接受英国广播电台（BBC）采访时甚至表示：“一些儿童可能因有更多时间与父母待在家中而受益。”同时，即便部分儿童已受影响，其在相关方面的表现也可通过语言治疗得到改善。 回顾“新冠”期间的种种推测，或许有理由认为，当时的部分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陷入灾难化的想象。不同儿童的成长环境各不相同，疫情留下的影响远非整齐划一。更何况，儿童的成长仍在继续，其自身的可塑性，以及外部的关注和支持，都为克服困难留下了希望。 关怀与责任：已有的支持与尚存的挑战 令人欣慰的是，已有不少措施被逐步采取，旨在帮助儿童克服前文提到的挑战。然而，随着相关实践逐渐展开，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浮现出来。 家庭与学校正在尝试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帮助儿童改善语言和交流能力。2024年，据《卫报》报道，英国一些学校主动向家庭赠送图书，指导家长与孩子开展“亲子共读”。对不擅长阅读的家长，学校还提供教师朗读故事的视频，供他们与孩子共同观看。慈善机构也介入其中。有机构开设相关课程，同时还为家长提供了一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在与孩子相处时，描述彼此正在做的事情，留意孩子关注什么，再围绕这些事物展开交谈。 也有人将目光聚焦于更深远的变革。曾任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首席督学（Chief Inspector of Schools）的大卫·贝尔（David Bell）便曾撰文指出，英国的早教与托育体系本就面临严重困境：“家长难以承担高昂的托育费用，而许多托育机构却接连倒闭”。因此，要更有效地支持成长于“新冠”期间的新生儿们，需要的是更长期且稳定的投入、更切实可行的计划，以及更有力的结构性变革。 从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援手到对结构性变革的呼吁，其背后反映出一种逐渐形成的共识性伦理观念：帮助因疫情而面临成长挑战的儿童，不应仅被视为出于“同情”和“关怀”的善举，更可被看作是社会需承担的责任。 这一观念可以从不同的正义理论中获得支持。例如，能力取向的正义理论主张，社会应保障其成员获得一系列重要的“能力”，这些能力将令人们得以把握人生中的关键机遇。语言和交流能力关系到儿童的学习、交往乃至未来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因而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