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份泄密档案，扒出中国百亿舆论管控系统真相

日前，YouTube 王志安频道的“新闻大写”栏目出品节目《500份泄密档案+3000份合同，扒出中国百亿舆论管控系统真相》，从“懂车帝”测评华为尊界V800的视频24小时内从全网消失说起，详细拆解了中国舆论管控的运作方式。

政府不会自己监测每一条帖子，于是，维稳变成了一门外包生意。三千多份政府采购合同、安洵与积至泄露文件，把监测公司、黑客雇佣军和网络安全巨头串在一起。英雄叙事背后，是低工资、拖欠尾款、酒局和介绍费。企业也可能借涉企侵权举报通道，把本该交给专业鉴定和司法程序的问题，变成平台的一次删除操作。

这套系统不仅压制信息，也制造信息。研究中的“五毛帖”，未必靠骂街起作用；歌颂、转移话题和制造敌我矛盾，同样能稀释问责。再往上，是央媒内参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意：既能把问题送到最高层，也能把事故写成“高度重视、处置得当”的成功案例。地方官买到政治防撞气囊，公众的真实处境却可能被层层过滤。

多种多样的审查方式

节目引用中国数字时代发布的新浪微博审查日志和乐视审查指令，说明政府部门可能通过政府关系人员向平台传达指令，再由审查团队执行。相关文件区分了“删除”和“过滤”：前者处理已经公开的内容，后者则在内容扩散之前就阻断它。李文亮去世后，平台被要求限制报道范围、避免使用“吹哨人”等表述，并对蜡烛、口罩人物和黑色图片等悼念元素保持警惕。

节目进一步解释，平台未必需要直接弹出错误提示。系统可以降低搜索排序、取消联想词、关闭转发路径，或让帖子只有发布者自己看得见。这类做法像是在信息传播道路上不断增加小障碍：单个障碍并不显眼，但用户只要多花几秒寻找，注意力就可能转向其他内容。节目还提到，流量越高的内容往往会接受更多轮评估；机器先做大范围筛查，人工再处理高风险和疑难内容。

百度托管服务器上曾被发现约13.3万条用于训练内容标签模型的样本，涉及安全事故、劳资纠纷、官员腐败、警察敲诈以及借历史典故进行政治讽刺等主题。节目由此强调，审查已经从人工删帖扩展到预测性识别：系统试图在内容爆发之前判断其可能造成的政治风险。

从县级监测到百亿元外包

面对全国超过3000个县级行政区和持续产生的图文、视频内容，仅靠地方宣传部门难以完成全天候监测，于是维稳外包成为重要环节。节目引用一部剑桥大学出版的研究，称2009年至2021年间收集到3243份舆情服务采购合同，其中监测、抓取和预警类合同占比超过61%，供应商中约62%为民营企业。行业规模则从2016年的75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34亿元。

这些合同采购的基础服务包括搜索、抓取、预警和报告，但要求可能非常具体：识别聊天截图、涂鸦和横幅上的文字，监测微博、X和Facebook账号，覆盖全球至少300套电视节目并支持100种语言自动翻译，或安排至少6名分析师在采购单位驻场、全天候值班。它们像是政府部门延伸出去的眼睛和耳朵，把分散在网络上的信息转化为可供官员考核和处置的清单。

2024年GitHub泄露的上海安巡信息公司文件，则展示了产业底层的现实。安巡一方面尝试自动监测境外平台，另一方面被指为公安和国安获取境外数据；但公司员工月薪大多只有5600至9000元，内部管理混乱，客户拖欠尾款，高管还讨论通过介绍费和应酬获取订单。节目借此说明，所谓庞大系统并非由单一超级机构精密操控，而是由大量外包商、分包商、平台和政府部门拼接而成。

敏感程度越高，订单越靠近北京的“国家队”

安巡只是底层数字包工头。节目提到，奇安信等大型网络安全企业能够承接各级政府和国企的监控业务，形成更强的网安产业链。研究显示，日常舆情监测中民企取得了六成以上合同，但到了重大事件处置和定调环节，国企比重明显上升；在政府直接指定的合作商中，约70%落到北京国企手里。

节目重点介绍人民网旗下的北京人民在线和新华社直属的中国经济信息社。它们出售的不仅是监测报告，还包括面向领导的专供材料、调研和内参服务。某些合同要求每月寄送多批领导专供报告，安排新华社经济分析，甚至在干部论坛刊登采购方领导文章。节目把这种服务概括为：公开宣传负责影响公众，内参则负责向上级呈现辖区情况。

这种服务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央媒拥有地方企业难以复制的北京渠道，并能把地方事故改写成更有利于行政系统的叙述。悲剧、责任争议和家属处境可能在报告中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高度重视”“处置及时”和“情绪稳定”等表述。地方官员支付的因此不只是信息服务费，也是在购买一种降低政治风险的保护层。

控制负面信息，也包括制造大量无害信息

节目还讨论了所谓“网评员”体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研究者分析江西一地泄露的超过2000封内部邮件，从43757条相关帖子推算，中国政府每年可能制造约4.48亿条社交媒体内容，约占商业社交网站每178条帖子中的一条。研究认为，这些内容大多由体制内人员完成，未发现普遍按条付费的证据；他们通常不与反对者争辩，也不直接辱骂对方。

节目认为，更常见的策略是用大量普通、积极但与争议无关的内容稀释公众注意力。地方发展、好人好事和正面宣传不断占据信息流，原本可能形成问责压力的事件便逐渐失去热度。节目举出2014年云南鲁甸6.5级地震的例子：灾情扩散之际，关于郭美美被捕的报道成为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焦点。节目承认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是刻意转移注意力，但指出客观结果是灾难讨论很快被名人丑闻覆盖。

另一种方式是把审查工具交给普通用户。2022年多个平台公开IP属地，官方理由是打击网络黑产和境外水军，但节目认为这一功能也强化了依据地域攻击他人的倾向。这样一来，系统不必为每条评论付费，只要制造“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区分，就能让用户彼此监督，甚至主动参与排斥和举报。

机器越有效，最高层越可能被隔绝在真实信息之外

节目引用研究称，2018年至2020年间，一个省份在舆情外包上每多支出100万元，第二年的罢工数量平均减少0.688起。节目将其解释为预防性压制：欠薪信息、组织行动和求助帖刚出现，就会被系统识别并通知值班人员，基层人员随后上门处理带头者或相关家庭。控制对象也从政治异议扩大到社会焦虑，失业、贫困、婚姻困难等表达可能被归入“传播负面情绪”。

与此同时，信息过滤也会反过来影响决策者。节目提到，2023年6月公布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为21.3%，之后统计口径调整，到2025年8月新口径仍为18.9%；在这类社会压力上升时，若平台不断压低负面内容、地方不断修饰事故报告、央媒内参也越来越谨慎，最高层收到的就可能只是经过多重筛选的“形势稳定”。

节目最后把整套体系描述为一个闭环：网信部门发布指令并要求平台报数，大厂用算法和廉价劳动力完成合规，公安通过实名与运营商信息追踪个人，外包黑客公司承接灰色数据业务，企业利用举报机制压低批评，地方政府购买内参服务来降低问责风险。它或许能减少公开抗议和负面热搜，却不能消除事故、失业和产品缺陷本身；而被压低的内容最终仍可能通过境外平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