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的改造流浪者实验

朱聪说，流浪者之间的关系松散，建立在一种随机生活上。他们互相连大名也很少过问，习惯了街友的突然消失，也不会对契约上心。这场小组尝试的成果，不只体现在创业项目上。七年过去，最初的8位成员里，其中有4人结束了流浪生活。身份证是流浪者重返社会、找到工作的入场券。

▲ 2026年9月8日，湖南长沙，2名流浪者与刚刚结束流浪的小龙坐在“地衣之家”流浪庇护所门口。（田雨霏/摄）一个常年在街头流浪的人，能不能在系统性支持下，回归正常生活？打工，租房，拥有社会关系。这是社会工作者朱聪在过去十年里尝试回答的问题。她在湖南长沙租下一套房，作为流浪者庇护所，免费给流浪者洗澡、吃饭、换衣服，同时提供社会融入陪伴。朱聪觉得，流浪者很像长在荒漠或岩石表面的地衣，紧贴地面生存，不起眼，但生命力很强。她因此将自己创立的机构起名为长沙市地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流浪者口中经常被简称为“地衣之家”。虽然经常有露宿街头的人到访；或把“地衣之家”写在求职表格的“住址”一栏；还有人总说，“聪姐，不要放弃我”，但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帮助买账。庇护所附近的一名二级精神残疾的流浪者常去美食城捡食，却从不来此求助，因他觉得“每个人都有底线”。一名年近六十的拾荒流浪者偶尔走进来看看又出去，说“开这个（庇护）点的意义在哪里呢”。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帮助，也警惕被拍照。朱聪坦承，帮助流浪者是一项小众议题，作为公益组织的一个赛道甚至很难成立——不易获得同情，争议十足。 “地衣之家”的一位大额捐赠人告诉南方周末，她每年都会留出一部分收入做公益，但如果遇到“二选一”的情境，她就不会选择捐助流浪者项目，会更倾向于捐钱去庇护被家暴的妇女，援助失学儿童。她认为流浪者都是成年人，有选择的余地。朱聪知道，流浪者不是公众所喜爱的那类“完美的受害人”，但她依然想去为这群人做点儿什么。 1开在市中心的庇护所如今的“地衣之家”开在长沙市五一商圈。《湖南日报》曾在报道里写道：“五一商圈是长沙‘心跳’最快的地方，有超20家大型购物中心，日均客流量超50万人次。” 从商圈的蔡锷南路拐进一条巷子，经过公共厕所门前的狭窄过道，拐一道弯进更窄的巷子，走几步，就来到“地衣之家”。庇护所在的住宅楼里，邻居多是外地打工者，棋牌室和小商店密集。朱聪解释，选址必须在流浪者集中的市中心。此外，她选的地方是独立门庭，这是考虑到庇护所可能面临的社会压力，让流浪者无需穿堂过户经过其他人家门前。上海一名参与流浪者救助的公益人称，他们会注意流浪者聚集给附近商户的影响，尽量选择偏僻位置发物资。但在长沙，陆续存在过的4个“地衣之家”庇护所都没有招来邻居的不满。“长沙是很适合流浪的。”一名流浪者称赞这儿的包容。职业生涯初期的遗憾，让朱聪走上救助流浪者这条路。2016年，她在北京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和一名流浪者老刘产生爷孙般的感情。后来，老刘突然中风，又自行离开医院，在一个公交站突然倒下离世。这促使她开始考虑，有没有可能真的改变流浪者的生活。第一个“地衣之家”流浪者庇护所，由朱聪于2019年建立，也是在长沙五一商圈一带，是一处闲置的房屋，在政府协调下借给他们使用。房子起初连门也没有，只有一个门洞，屋里堆着建筑垃圾，后来慢慢有了热水器、理发工具与折叠床。现在的这间庇护所又名“流浪博物馆”，陈列了十年来流浪者在前后几个“地衣之家”短暂生活的痕迹：创业用过的鞋油、借过钱的票据、一封道歉信，志愿者给狱中流浪者写的信…… 朱聪把流浪者分为三类，跑站帮、流浪帮、乞讨帮。2003年后，收容所被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救助站）替代，中国确立了“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原则，自此，法律上，流浪者有流浪的自由。各地救助站可以提供食物、短期住宿与紧急医疗服务等。但据多名救助人士观察，一些流浪者觉得不自由，不愿去救助站，另有一些人靠吃救助站的“公家饭”为生，奔波于各地救助站，巡回获取物资、现金，被称为“跑站帮”。朱聪观察，当前各地救助站情况不一，一些地区救助站为治理“跑站”不再提供现金。其中有隐含的“鄙视链”。长沙流浪者小海说：“一旦讨钱的话，就不属于我们这一类，丢咱们的脸”“跑站还能接受”，他看不惯那些拿二维码乞讨的人，“竟然还有人给”。他认为乞讨者多是职业乞讨，本身并不缺钱。接受朱聪帮助较多的，往往是流浪者中不讨钱、不跑站的纯流浪人群。朱聪介绍，在这类人群中，又可分出拾荒的、捡食物的两类，前者以捡废品卖钱为生。朱聪说，这是流浪者中自尊心和自主性最强的一类。朱聪注意到，他们经常戴着耳机，许多人没有手机，耳机没声音。她说，他们是想表达一种态度——“你们不要跟我说话，我也不想看外面的”。出生于1990年的小海主要靠捡食物和做日结工为生。他是小儿麻痹症患者，走路不稳，双手偶尔颤抖，说话缓慢、结巴。他的父母离异后各自组了新家庭，他从22岁开始流浪。小海在五一商圈流浪时认识了小熊，两人经常结伴去捡生活物资，成为最好的朋友。小海常用的词是“江湖”。他所在的“江湖”上，常见爱好是喝酒、买彩票、吃槟榔、喝可乐。有流浪者介绍，“地衣之家”禁酒，一大桶可乐常常被摆上餐桌，滋滋冒泡。朱聪解释，人在流浪生活里想喝甜的，小海则说，因为可乐在街头最好获取。他还经常买彩票，说买彩票如果中了10万元，就开个小卖部。朱聪说：“买彩票是因为心存希望，但是又没有希望。” 小熊不爱买彩票，但喜欢捡各色塑料发圈戴在手腕，也捡护身符。朱聪观察，流浪者也希望这些物件“保自己在街上平安”。有一次，小熊对朱聪说起自己捡的护身符的作用，“希望我的生活会走上正轨，虽然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至少我在做，你看我把这些东西戴在身上，我在做”。朱聪和长沙流浪者相处了十年，她发现，许多流浪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快乐，而且大多数人的童年不幸福。 “其实流浪并不浪漫，是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小海告诉南方周末。夜里他常被吵醒，有时一夜要换3个地方睡觉。早晨则最难熬，睡醒时，口腔都是干枯的，“好像刚从18层地狱爬回来一样”。朱聪说，流浪者之间的关系松散，建立在一种随机生活上。他们互相连大名也很少过问，习惯了街友的突然消失，也不会对契约上心。“他如果非常认真，就适应不了街头生活。” 一名流浪者跟南方周末分享的生存智慧是：不要拿多。在最饿的时候，他去超市只拿一瓶水、一块面包。这时即使被抓，也往往会被原谅，“又不是为了谋利”。这也是朱聪在街头的发现，“流浪者不贪婪”，领物资时只拿一两桶泡面，但她遇见过社会上的人假装流浪者，去冒领、多拿物资。

2026年10月1日，湖南长沙，朱聪与小龙、小熊等人在“我的生活没有地址”流浪艺术展开幕式上。展览由朱聪与一些流浪者共同策划。左二为朱聪。（受访者供图） 2“类家庭”与小组创业朱聪说，庇护所的功能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2019年，在第一次挂上“庇护所”的牌子后，有人走进来问，“这里是做什么的？”朱聪给了他一桶泡面。这个人说，“明天我带5个人来洗澡”。经过口口相传，人越带越多，最多的一次来了20个人。第一个到来的人叫老彭，他从小没有户口，在养父母去世后开始流浪，后来成为“地衣之家”流浪者小队长。那时候，朱聪只知道要接纳这些流浪者，但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在国内以及国外，流浪者的深度帮扶均缺乏更深入、可参考的案例。朱聪还观察到，当时，全国许多做流浪者救助的民间机构都是与救助站合作，大部分时间在“做指标”——量化考核发放多少次物资，街面巡逻多少次，帮多少人寻亲。个案跟踪常止步于“买张票，联系属地，送回家”。但有时候，救助人员还没回来，流浪者就从家中返回了流浪地。“他需要的不单单是一张车票，更需要回家的支持系统。”她想自己走条不一样的路，试试看。朱聪后来在“流浪者自强计划”捐赠说明中总结：自己要做的是“类家庭”模式，为流浪群体提供包裹式的转化服务，助力流浪者返乡和就业。 2019年，这个“类家庭”状态里，“街头”与“家”的生活方式在摩擦。朱聪每天在庇护所和流浪者一起吃饭。一些规则逐步出现：不能饮酒，因流浪者中酗酒比例很高；不能在室内抽烟，她带头去门口抽；吃饭每个菜都有一双公筷，因有人会担心传播疾病；轮流洗碗，不然总因谁洗碗而吵架。来到此处的流浪者中，许多人已经流浪数十年，有人二十多年没有做过饭。朱聪记得，最初有捐赠人来做饭包饺子，几个流浪者都在一旁看着，都不会。小熊自2019年就来到“地衣之家”庇护所。他从十几岁开始流浪，住在街上，没有锁门的概念，一个人在庇护所时，常常不锁门就离开了。后来，墙上贴了专门给他看的标语：“小熊，要锁门。吃完饭，饭菜放冰箱。洗碗要用洗洁精。” 庇护所后来有了投影仪，每天晚饭后固定放电影。人多的时候有十几人来看。小海记得大家最喜欢的是周星驰，“能让我们忘记烦恼”。但大家经常因为“你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而吵架，每天看电影的传统因此被废弃，变成偶尔放映。逐渐地，有人问朱聪：“能不能住在这里”，朱聪对南方周末回忆，住进来的唯一标准是“不想流浪了”。庇护所逐渐住进8个人，其中最短的流浪时间是8年，最长的30年。他们铺凉席打地铺，或者睡在简易折叠床上。小熊、小海都住了进来。但小熊常常夜不归宿，他不习惯在屋子里睡觉。一种组织结构自发形成了，小队长老彭因为能力出众成为领导者。不少人有服刑经历，老彭参照监狱积分制度，写了一页管理规则，包括：不许多吃多占，不许拉帮结派，不许调戏妇女，不许夜不归宿等。每人10分，做错事要扣分，分被扣完就被淘汰出局。朱聪观察，当时大家的状态是，“有一个想法想要改变，也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白天，几个人常常互相干瞪眼，靠在门口玩手机。一个多月后，朱聪说，“要不要来做点事情？”有局外人在一旁提议可以一起创业在街头擦皮鞋。在她的回忆里，当时除了老彭，大家都不说话，几个人用手捂着脸，捂住眼睛。“不敢看，突然说要做事，不知道怎么做。”朱聪这么理解。按照“案主自决”的社会工作伦理，朱聪需要知道流浪者自己是否不想再流浪。而难点在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喜不喜欢流浪。其实很少有人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包括我们在内。” 她看到流浪者的意愿常常在摇摆。同一个流浪者，有时说“将打流（湖南方言，意为无工作、漫无目的地游荡）进行到底”“花花世界太诱人了”，有时说“不想这样了”“毕竟不能够完全靠社会过活”。她需要通过多次碎片式访谈，慢慢拼凑对方的真实想法。同时她也发现，行动比说法更重要。讨论擦皮鞋项目时，朱聪说，反对的举手。没有人举手。流浪者小组的第一个创业项目就这样开始了。 “地衣之家”给每个参与者配了一双皮鞋，他们找来有经验的人教，互相练习擦鞋。朱聪记得，创业过程中弥漫着紧张兴奋的情绪。起初，大家定了一个开业时间，因为对生意没把握，一推再推，增加了“试营业”“实习期”“准开业”环节。擦皮鞋的生意做了一阵，长沙到了雨季，街面上需要擦皮鞋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又开始卖伞，但生意也不佳，市场竞争太激烈了。最终，“地衣之家”2019年的几个创业项目都没能持续，有的亏了钱，有的刚回了本，但给参与者赚到点生活费。庇护所开了一年后，房子被房主收回了，租给别人开成了一家寿司店，免费的住处没有了。广东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副教授张莉萍告诉南方周末，个案、小组、社区是社会工作中常见的三种工作方法。对流浪者重建社会关系而言，小组是理想的方式。因一些流浪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完全断裂，小组形式可帮助他在街头重建弱关系网络，也可以“助人自助”——流浪者脱离了社工后，可以继续从他的社交网络当中去寻求帮助。只是小组的实践难度很大，有资金、运营等种种细节问题。这场小组尝试的成果，不只体现在创业项目上。据朱聪和小海、小熊等人介绍，七年过去，在最初的8位成员里，有4人结束了流浪生活。有人在朱聪的推动下和家人联系后，发现家人一直在找他，于是回到了家。其中一位残疾流浪者回老家开了养殖场，后来还回到“地衣之家”，捐了50元钱。小熊、小海等人回到街头流浪，也有人下落不明。 2020年，朱聪接到小队长老彭的电话，说他回了老家，正办理落户。大约两年后，朱聪得知，他已成功落户，过上了打工生活。朱聪无法证实在“地衣之家”的这段经历与他转变的因果关系，“但是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她觉得，在流浪了十几年后，老彭在这个小团队中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发现自己可以有选择。第一个庇护所关闭后，朱聪把“地衣之家”搬到十几公里外的一处地方，租金低廉。但因位置偏僻，与很多流浪者失散。朱聪说，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允许流浪者留宿存在风险，“地衣之家”自2020年起就不再允许流浪者住宿，以日间服务为主，将有住宿需求的流浪者安排在旅馆。后来，“地衣之家”中标一个政府购买项目，获得十几万元资金，又在郊区租下一个场地作庇护所，不到一年，因机构筹款困难、付不起租金再次关闭。

“地衣之家”志愿者给小龙写的信，陈列在庇护所里。（田雨霏/摄） 3小熊的“失败”2023年，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朱聪回到长沙的五一商圈，重建“地衣之家”庇护所。但受资金、场地等条件所限，“地衣之家”没再组织起“小组”，转向做个案帮扶。现在，朱聪希望每年能做4—5个深度个案，帮他们脱离流浪状态。成功的标准是，3—5年内不反复流浪。其中，小熊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案例。 2019年后，小熊在朱聪和“地衣之家”一些捐赠人的帮助下，在街边摆过按摩摊位、卖过扇子、卖过煎饼，都失败了。多年来，朱聪见过他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时手舞足蹈，像说唱一样比画着手势，“聪姐你给小熊办身份证，给小熊找工作，带小熊一步步走上正轨”。有时他陷入抑郁状态，动作迟缓，面无表情，声音“很薄”。小熊说，自己有时三个月不说一句话。在尝试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一些外人眼里的小事也会让小熊崩溃。比如，摆摊卖煎饼时，他和另一位合伙的流浪者都缺乏生活经验，行车没有松开手刹，电动三轮车深夜在路上烧坏了。他们在路上待了一整夜。小熊认为自己缺乏能力。卖煎饼的几个月中，他做的煎饼大多是破的。后来，因为一同创业的流浪者酗酒，煎饼摊彻底干不下去，他跟随朋友去外地试图打工，但没被工厂录取，又回到湖南，重新流浪。在小熊身上，朱聪发现人不是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她对小熊最失望的时候，是2024年，摆摊按摩的生意刚刚进入正轨，他开始稳定地存到钱。这时，一个捐赠人一次性给了小熊几千元，他一下子就放弃了当下的事，想去赚大钱，并把一些钱花掉了。多位参与流浪者救助的社工告诉南方周末，试图融入社会时，想要一步登天，也是流浪者较为普遍的心理。朱聪也观察到，流浪者对金钱缺乏概念，习惯“等一个贵人”。她见过的几乎每一个流浪者都捡到过金项链、数万元现金，所以他们总是期待被命运砸中，“有人扶我一把”。朱聪曾经不愿提及救助对象“扶不起来”的案例，担心加重公众歧视。但从小熊的案例中她发现，有时“公众的认识会超出你的预期”。她断断续续地把小熊的故事发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区有不少人“黑”他。有网友说：“这样的人一辈子改不好了，去帮助贫困地区的人比帮助这些人靠谱。”但在现实中，小熊的故事却引发很多正向反馈。一些人主动找来，要帮他找工作。前述捐赠人也对小熊印象深刻。她曾对流浪者有偏见，只为了朱聪的坚持而捐款。但了解更多流浪者的故事后，她意识到，时间往前推20年，也许很多流浪者就是大家想象的“完美受害者”，在童年、青少年时期，像小熊这样的人没有得到过足够的关怀与支持。在小熊对南方周末的讲述中，对于自己无法回归社会这件事，他有时认为责任在外界，有时又认为“只能怪自己”。他还嘀咕：“如果爷爷还在，我肯定不是这样了。”小熊说，幼年时，妈妈因被父亲家暴，在离婚后离开家庭。他从此由爷爷养大，爷爷去世后开始流浪。二十多岁时，亲戚告诉他，母亲早已在长沙有了新的家庭。提起母亲，他曾在朱聪面前痛哭流涕。 2026年春天，他对熟人隐瞒露宿地点，称“不知道怎么面对（聪姐）”。但到了夏天，他又回到“地衣之家”，剃胡子、洗澡，不过很沉默，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小熊说，人生中除了爷爷没有人像朱聪这样管过他，“因为我不想再流浪了，所以我信任她”。小熊告诉南方周末，大约四年前，他在湘江边听见有人唱歌，听到一句歌词：“今天的你是否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当时，他想了很久，感觉自己也陷入了一个循环。张莉萍分析，多年的流浪生活让流浪者角色固化、积重难返，回归社会难。而“长期流浪形成的街头生存技能，在他们重新进入常规社会生活的时候反而成了障碍”。此外，社会排斥也会内化为流浪者的“习得性无助感”。

2026年9月7日，小熊来到一家商场应聘保安，在填写信息登记表。（田雨霏 / 摄） 4“你不给社会留下点什么吗？” 在小熊身边，有人正在跳出“循环”。 2026年9月4日，“地衣之家”的服务对象小龙去江苏打工回来了，他向南方周末展示他手上磨出的老茧——他的工作是安装烘干塔。但在一年前，他还是没有身份证的“黑户”。许多流浪者落户的第一步是确认流出地。小龙说12岁时因家庭暴力离家流浪，对家乡的具体位置印象模糊。朱聪协助他办身份证时，凭借小龙的模糊记忆找到江苏某地，其间，朱聪怕小龙犯罪，在一家饺子馆预付了饭费，让他去免费吃饭。即使这样，她觉得对小龙而言，当时依然是很“脆弱”的时期，“没有家人，没有身份，没有工作”。经过多方寻找，小龙得知母亲多年前离家后没有音讯，户籍系统中“查无此人”。他也才从同村人口中得知，父亲其实是继父，他多次致电继父希望见面，但未获应允。他又尝试联系同母异父的弟弟，添加弟弟微信，被对方拒绝。最终，小龙在朱聪的协助下办下人生第一张身份证。以小龙的个案为例，朱聪呼吁相关部门关注流浪者的落户问题。上海、广州、长沙多地参与流浪者救助的社工、志愿者也表示，身份证是流浪者重返社会、找到工作的入场券。长沙一名社会工作研究者指出，流浪者因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在主流社会所受到的重视，低于重刑刑满释放人员、吸毒人员等边缘群体。后者有相对完善的社会化训练系统。朱聪也记得，在过去5次为“黑户”流浪者在各地落户的过程中，有过犯罪记录的流浪者要比无犯罪记录的更加顺利和快速。在多次协助流浪者落户过程中，朱聪观察到，这些人往往对回家有心理阴影，那是他们的创伤地。此外，基于约40个相关案例的观察，她发现流浪者对落户、补办身份证、申请低保、残疾证等程序本身也有心理障碍。“稍微麻烦一点，被不耐烦对待，就会放弃。”朱聪说，流浪者普遍对外界不信任，符合条件也不去申请，甚至当合法权益被侵害时，也很少有流浪者选择报警。朱聪说，现在小龙的案例还未完全成功，还需陪伴和观察。小龙依赖这个庇护所，上个月从江苏打工回来，他还没回到自己租的房子，就来了“地衣之家”。放假数天，白天他经常坐在“地衣之家”门口玩手机。就个案而言，朱聪希望帮一些人找到回归社会的简单方式。“如果是一种相对复杂的回归方式，他会畏惧。”她举例，小海现在希望找到洗碗工的工作，他以前做过直播助理，觉得心累，要服务“大哥”和粉丝，讨好别人。他的身体条件也不佳，2026年8月以来求职六七次均失败了。这两年，朱聪也想从个案中跳出来，希望以点及面，通过行动观察，让更多人看到流浪者面临的世界。未来如果有机会，朱聪想探索社会企业的路径，让流浪者实现批量就业。她设想，当流浪者在一起就业，形成一个真正的社区，关系网络能发挥更好的支持和督促作用，一些东西“自己会生发出来，大家会进到循环里面去”。张莉萍提到，促进流浪者融入社会的思路也蕴含着“陷阱”，比如，“它蕴含了主流等于正常的预设，默认流浪者是偏离常态的，被拉回主流轨道的”。她认为，这样的思维模式缺少对主流社会运行规则的追问与反思，包括劳动强度、居住成本与评价体系等。“劳动强度太大的话，本来有一些个体就是适应不了的。” 十年来，朱聪已经习惯了“地衣之家”的生活。流浪者每天来来往往，她的时间也被切成碎片。忙的时候，晚上她拼凳子睡在庇护所里。她喜欢流浪者的简单直白。朱聪说，许多流浪者的心智就像孩子，他们喜欢捡玩偶，也会养动物。流浪者聚在一起，很少谈论痛苦的事。小海说流浪者中有轻生念头的人很少，“好死不如赖活着”。当流浪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至今仍是“失败案例”的小熊常被人开玩笑。有人说他是“被聪姐架起来的”，有人觉得他不争气。说话时，他常眯起一只眼睛。认识了十几年，小海通过他的表情判断他说的话的可信度：眯起眼睛时，是在伪装，可能在夸大其词。如果不眯眼睛，就是真话。小熊自述，2026年3月他又一次被拘留结束后，感到自己没有希望了，曾去马路上想自杀，但被交警劝说拦下。小海觉得他说的细节“有写书的成分”，无从核实，但情绪是真的。于是他对小熊说：“你如果就这么走了，我会去你追悼会上说，小熊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灰暗的一生，不带走一丝云彩，就这么悄悄地走了……你不给社会留下点什么吗？” 2026年9月6日，小熊又来了“地衣之家”，宣布自己要去应聘保安，需要一双合适的鞋。面试时，他说很紧张。招聘方让回去等消息，然后没了下文。两天后，小熊在工地上找到一个活儿，干了两天，工程结束了。现在，他还在街上寻找新的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