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追思会上，我重新认识Jim Watson

9月28日，在沃森追思会结束后，我和博后老板Michael Wigler餐叙闲聊，期间他讲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Double helix structure also made Watson（双螺旋结构亦塑造了沃森）。

这句话让我想到中国文化中很熟悉的一种观念：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Watson和Crick 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改变了现代生物学；但反过来，那次发现也塑造了Watson本人。一个人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亲身经历过一次改变科学史的突破，这种成功必然会改变他对“什么是可能的”的理解。从那以后，Watson身上那种极强的乐观、行动力、判断力，甚至近乎强势的推动欲，或许都可以部分追溯到那次经历。 Watson曾经亲手参与完成过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后来的人生中，他似乎很难真正相信“这件事做不到”。 9月28日，我参加了在冷泉港实验室举行的 James D. Watson追思会。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关于沃森科学成就与个人生平的回顾。但真正坐在会场里，尤其是听着一位又一位与他有过长期交往的科学家讲述那些并未写进教科书、甚至很少出现在传记中的往事时，我逐渐意识到，这场会议所呈现的其实是另一个更完整的Watson。 我们都知道Watson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但那一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双螺旋只是确立了他在科学史上的位置。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他所参与构建的却是一个由双螺旋所开启的全新生命科学世界。 正如冷泉港实验室研究生院主任Alex Gann评论道：”我认为，他之所以比我们所知的其他科学家都要伟大得多，原因在于他所做的事情极其丰富，涵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他而言，诺贝尔奖在他漫长的人生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大多数著名的科学家都曾获得诺贝尔奖，这往往也是他们最广为人知的一面，甚至成了他们的标志性成就，也是人们为他们撰写传记的缘由。但吉姆（Jim）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我曾为吉姆写过一篇长篇悼文，在反复阅读和修改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竟然忘了提到他曾获得过诺贝尔奖！于是，我不得不费心思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它加进去，还得确保不显得突兀。毕竟，在谈论吉姆时，你绝不会一上来就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因为，他的成就实在太卓越了，以至于诺贝尔奖这样的荣誉在他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概括我那天最大的感受，我会说：沃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更是现代生物学基础设施的重要构建者之一。而且他构建的不只是知识体系，也包括人才、课程、会议、实验方法、科研机构以及科学共同体本身。 Gilbert：美苏冷战最紧张时，Watson等人仍去莫斯科开会

Wally Gilbert展示的一张1961年的照片 Wally Gilbert在会上展示了一张老照片。那是1961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照片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生物学家坐在会场里。Francis Crick、Jim Watson等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今天再看这张照片，很容易忽略它发生的历史背景。那是冷战最紧张的年代之一，美苏之间高度敌对，核战争的阴影笼罩全球，但就在苏联首都莫斯科，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仍然穿越政治边界，坐到一起讨论生物学。 Gilbert分享了一段极其生动的个人回忆。他和妻子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一个晚上，心里一直担心酒店房间里会不会安装了窃听设备，这种担心在当时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他开始检查房间，最可疑的地方似乎是地毯下面，他掀起地毯的一角，发现地板上有几颗螺丝。这下反而令他更加可疑了，出于科学家的好奇心，也出于身处冷战时期莫斯科的美国人的警觉，于是他把那些螺丝一颗颗拧了下来，希望看看地板下面究竟藏着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 第二天早晨，他和妻子在餐厅里与一对不认识的美国夫妇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双方互道早安，又顺便问了一句：昨晚睡得怎么样？那对夫妇说，一切都很好。唯一的问题是——昨天晚上，房间里的吊灯突然掉了下来。全场大笑。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幽默的故事。 但笑声过去之后，我脑子里留下的，却是那张1961年的照片。在那个世界政治几乎被分成东西两个阵营的时代，科学家仍能够来到莫斯科，见面、讨论、争论，并建立跨越国界的人际与学术联系。 现代分子生物学从来不仅仅是一系列实验结果的累积，它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科学共同体不断形成的过程，而这或许也是理解Watson后来几十年在冷泉港所做事情的一个重要背景。 在冷泉港实验室，会议和培训从来不是科研活动的附属品，它们本身就是科研基础设施。一个重要领域刚刚出现的时候，把哪些人召集到一起；一个年轻科学家刚进入某个方向的时候，如何让他接触最前沿的问题和最好的人；一个新技术刚刚成熟的时候，怎样使它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一个学科正在快速扩张的时候，怎样形成共同的语言、概念和标准。 这些看似是“组织会议”或者“开设课程”的工作，事实上会直接影响一个领域未来的发展速度和方向。Watson很早就理解这一点，他所建设的冷泉港，不仅需要优秀实验室，也需要不断有人来到这里，需要科学家彼此见面，需要年轻人进入前沿，需要不同实验室之间建立联系，需要尚未发表的思想在餐桌旁、酒吧里、草坪上和课堂里发生碰撞。 换句话说，Watson建设的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让科学共同体能够持续发生作用的场所。 Horvitz：一次持续数月的冲突，与三门夏季课程 Robert Horvitz在追思会上讲述的故事，是我当天听到的最有戏剧性的个人回忆之一。在完成博士训练之前，Horvitz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因此，博士毕业之后，他希望前往英国MRC，加入Sydney Brenner的实验室，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但是Watson对他的未来有完全不同的设想。Watson希望Horvitz去美国西海岸从事病毒研究，因此当Horvitz告诉Watson自己准备去Brenner实验室研究神经系统时，Watson非常生气，两个人因此几天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Watson情绪平静下来，又找到Horvitz，告诉他事情已经“解决好了”。Watson为他在西海岸安排了一个病毒研究的机会，按照Horvitz在追思会上讲述的意思，这个研究机会带有某种与神经生物学相邻的性质，因此Watson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折衷办法：Horvitz可以按照Watson的设想做病毒研究，同时又不至于完全放弃自己对神经系统的兴趣。在Watson看来，这大概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解决方案。 但Horvitz再次拒绝了。这一次Watson真正被激怒了，两个人几个月都没有说话。直到后来，Watson最终放弃了继续把Horvitz推向病毒学的努力，而Watson表示“投降”的方式也非常具有Watson的风格，他给Horvitz安排了连续三个冷泉港夏季课程。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最意味深长的地方是，Watson并没有简单地说：“好吧，你想研究神经生物学，那就去吧。”他的让步不是退出，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介入。既然Horvitz坚持要走自己的道路，那么Watson就让他进入能够帮助这条道路成长的科学环境。 冷泉港的夏季课程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课程。它们是一种高度浓缩的科学生态：最前沿的问题、技术、教师和年轻科学家被放在同一个空间里，白天实验，晚上讨论，正式课堂之外还有大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那三门课程几乎可以被理解为Watson对 Horvitz 选择的一种正式承认：我没有说服你走我选择的道路。那么既然你决定走自己的道路，我就给你尽可能好的条件去走。 Horvitz后来的科学事业证明，这条道路当然是他自己选择的。Watson没有创造Horvitz的科学成就，也没有替他选择最终的研究问题。但这个故事让我意识到，Watson对年轻科学家的影响并不总是温和的。他会判断，会干预，会施加压力，有时甚至会愤怒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然而，当事实证明一个年轻人拥有足够强烈的内在方向感时，Watson也能退一步，并把自己的资源转而用于支持这个选择。 这恰恰使Watson作为“科学构建者”的形象更加真实，他并不是一个坐在远处给予鼓励的导师，他更像一个有极强设计冲动的建筑师，他试图决定一条路应该通向哪里。但当某个年轻科学家坚持要走另一条路时，他有时也会重新设计道路，Horvitz的那三门夏季课程或许正是这种重新设计之后铺下的三段轨道。（注：Hovitz为沃森哈佛时代的博士研究生，2002年，Horvitz与Sydney Brenner，以及英国生物学家John Sulston一同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Alberts：一本书也可以改变一个学科 Bruce Alberts 的回忆又呈现了Watson的另一面，Alberts于1993-2005年担任美国科学院主席。

1977年，Watson找到Alberts，希望他参与编写后来成为经典的教科书：《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Watson对这件事的判断非常有意思。他的意思大致是：一个具体的科学发现，如果你今天不做，几周、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总会有别人做出来。但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学科，如果在恰当的时候没有人把它系统地整合起来，那么这本书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这是一种很不同的科学价值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说这句话的人，恰恰因为参与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发现之一而闻名世界。也就是说，Watson自己非常清楚：发现一个事实，与构建一个学科，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科学创造。

Alberts后来展示了一张很幽默的幻灯片。Watson当初认为，他们“大概两个夏天”就可以完成这本书。幻灯片上写着：Totally unrealistic optimism! 现实是，在第一版于1983年出版之前，这群作者投入了巨量的时间共同讨论和写作。Watson的作用并不在于亲自完成所有内容，他的作用在于：发现一个已经成熟到需要被系统整合的领域；找到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科学家；把这些人召集起来；然后不断推动，直到事情真正完成。这与他建设科研机构的方式惊人地相似。 从“发现人才”到“配置人才” 当天听到的许多故事都有类似的结构。Maniatis、Nancy Hopkins、Horvitz，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的经历虽然完全不同，但背后似乎反复出现同一种Watson式行为模式：发现人才→判断潜力→发现限制条件→进行干预→把人放到能够释放潜力的位置。

这和一般意义上的“支持年轻科学家”并不完全相同，它更像是一种人才配置能力。Watson很擅长判断：什么人应该在什么时间进入什么样的环境，接触哪些问题以及人。 这种能力不容易量化，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最终的成果通常会以别人的名字出现。一本书属于作者，一个科学发现属于发现者，一个实验室的成就属于实验室负责人和研究人员，一个年轻人的职业成功属于他本人。因此，机构建设者的贡献往往比发现者的贡献更难被历史看见，但如果把几十个人的人生轨迹放在一起看，某种结构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伟大的科学家与科学构建者 那天坐在会场后排，我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区别：伟大的科学家做出发现，伟大的科学构建者创造条件，让其他人能够做出发现。Watson两者兼而有之，而且第二种贡献可能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更加深远，因为一个科学发现通常会保留发现者的名字，但是课程、会议、人才选择、科研机构、教材、实验方法体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科学网络，会逐渐融入整个学科。最终，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些东西曾经需要被某个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它们会变成“科学本来就是这样”。这恰恰是基础设施最典型的特征：当基础设施真正成功以后，人们往往不再意识到它的存在。 如果把Watson参与推动的几本重要书放在一起看，这种“基础设施”性质会更加明显。《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帮助建立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概念体系和语言。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把迅速增长的分子层面知识重新整合到“细胞”这个更大的生命系统之中，而重组DNA实验方法手册，则把革命性的新知识转变成世界各地实验室可以真正使用的实验技术。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形成了一条非常漂亮的链条：概念→综合→实践。这已经远远超过“写几本好书”的意义，它是在构建一个新兴科学领域赖以扩张的知识基础设施。 越听这些故事，我越觉得“architect”是一个比“administrator”或者“scientific leader”更准确的词。 建筑师并不会亲自砌每一块砖。Watson当然没有完成Alberts的工作，没有完成Horvitz的工作，没有完成Maniatis、Hopkins、Tjian、Wigler、Botchan、Steitz等人的科学发现。那些成就属于他们自己。 但建筑师会决定：哪里需要一堵墙、哪里应该开一扇窗、哪里需要搭一根横梁、哪些空间如何相互连接。 Watson使用的“建筑材料”不是砖和钢筋，而是：人、书籍、机构、会议、课程、实验技术以及科学问题，他似乎天然具备一种能力：在一个领域即将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别人更早意识到需要什么；然后找到适合的人，把这些元素连接起来。 这也让我重新理解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本身。CSHL的意义当然不只是Watson曾经在这里工作，它可能是世界上少数能够完整保存并解释Watson第二重科学遗产的地方。第一重遗产众所周知：DNA双螺旋结构解析；第二重遗产则分散在无数人的职业生涯、会议、课程、书籍、实验技术、机构决策和科学文化之中。它更加庞大，却也更加容易消失。 Gilbert在莫斯科酒店拆掉几颗螺丝的故事，看起来微不足道。Horvitz连续参加三年 Cold Spring Harbor course，看起来也可能只是个人履历中的几行文字。Alberts被Watson拉去写一本书，也可以被简单概括成出版史上的一段趣闻。但当这些故事由亲历者一个接一个讲出来时，它就呈现出一种特定的模式。 那天，最打动我的地方就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听Watson告诉别人自己有多重要。恰恰相反Watson已经不在那里，站上讲台的是那些曾经进入过他的科学和制度“引力场”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讲述自己的人生，当这些独立但发展轨迹又叠加在一起时，一张更大的图景逐渐出现，Watson就是它的建筑师。 双螺旋之后，Watson最重要的科学遗产 历史最终会如何评价Jim Watson，当然不会只有一个维度。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某些言论和判断造成过伤害，也必须被诚实记录和面对。但承认这些，并不要求我们抹去另一个同样有充分历史证据支持的事实：Watson是现代生命科学世界的重要构建者之一。 双螺旋让他成为二十世纪科学史的一部分，而在双螺旋之后，他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与建设由这一发现所开启的世界。他帮助建立语言、建立教材、建立实验方法体系、建立会议和课程、发现和配置人才、建设研究机构，也帮助形成了一个跨越国家和学科边界的现代生命科学共同体。

所以，从追思会回来以后，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描述Watson最准确的一句话，并不只是：他发现了什么？而是应该问：因为他曾经在这里，后来有多少事情才得以发生？ 这也许是理解一个科学构建者最重要的问题。 当下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所保存下来的，正是这个问题最完整，也最珍贵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