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欢对外经贸讲课：香烟、粉笔与花体字

距离中秋假期那场突如其来的告别过去10天了，社交媒体上的悼念仍在继续。 有人直到刘欢离开几天后才意识到，最先宣布他去世消息的，不是某个唱片公司，不是演艺经纪团队，也不是任何娱乐或社交平台，而是他生前任教的对外经贸大学。

白纸黑字的讣告上写着，“我校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 “退休教师”在前，“音乐家”在后。 一个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站在几万人体育场顶端、面对几十亿观众唱过歌的人，离开世界时，最正式的那一行官方定性，是一所大学的公文写下的。 “我是一名老师”，这是刘欢对自己的定位。对外经贸大学前任校长陈准民告诉《凤凰周刊》，每次介绍自己身份，他总是先说老师，再说歌手。 实际上，歌手是刘欢最为人熟知的身份。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声音随着电视剧进入千家万户。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到《亚洲雄风》《我和你》，他的歌被写进不同年代的电视、晚会和公共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电视需要一种能够承载宏大叙事的声音，人们总会想到刘欢。 但在演艺光环之外，刘欢把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留在了大学讲台上——从1991年起，他在贸大讲授《西方音乐史》，周中开课，一讲就是20多年。同学们的记忆中，他穿着朴素，吃着校门口的包子，根据课表按时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写下一手漂亮的板书。 刘欢逝世后，围绕他“退休时仍是副教授”的讨论登上热搜。很多人不理解：以刘欢在音乐界的泰斗地位和专业造诣，何以在大学任教数十年，直至退休依然只是个“副教授”？ 陈准民也看到了那些讨论。他说，按照高校职称评定规则，从副教授晋升教授，除了教学，还需要论文、科研项目等成果。在他的记忆里，刘欢从未申报过教授，也没向学校要求过任何特殊待遇，“他当然可以写论文，也有能力去做，但没有把时间花在这件事上。” “他就要一个讲台。”陈准民说。 一支粉笔、一张嘴 刘欢的课堂大多设在宁远楼828教室。没有教材，不用课件，讲台上只有一支粉笔。 一位上世纪90年代听过刘欢讲课的学生记得，上课铃响了，刘欢不慌不忙走上讲台，先从口袋里掏出骆驼牌香烟，拍出一根点上，再开始讲课。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刘欢。”话音刚落，台下学生大笑。 他的课通常安排在周中的一个晚上，每周一次，连续3个月。12次课里，他会从早期的宗教音乐讲到巴洛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再讲到20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音乐流派。 早年间，总有学生起哄，请他唱《好汉歌》。后来，刘欢索性在开课时先说明，这是西方音乐史的课堂，不是演唱会，“希望不要出现让我唱一首的要求。站在这里，我就是最普通的老师。” 但有时为了讲清楚一些音乐问题，他会在课堂上即兴哼唱。学生郭宇回忆，比如讲到大小调时，他会哼唱出一小段，让学生分辨其中的差异。但他绝不会为了满足学生的期待而把课堂变成表演现场，示范结束后，话头立刻转回正轨，课程继续。 音乐人高晓松也旁听过刘欢的课。他在文章中提到，当时学生多到挤满每扇窗，自己只能“搞到挂在墙上的‘挂票’”。刘欢讲到舒伯特时唱了一段《鳟鱼》，全场欢呼鼓掌，他微笑等掌声平息，再接着讲课。

1999年，戴维在刘欢课上做的课堂笔记。 讲到兴头上时，刘欢甚至会即兴演奏。学生戴维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的诚信楼102教室里有一架钢琴，刘欢穿着普通的圆领套头衫上前演奏，原本规规矩矩的课堂忽然有了舞台的感觉。但这些哼唱和演奏并不刻意，“不是为了炫，就是兴之所至，张口即来”。 “（他）像是时不时借着讲台和这些音乐家神交、隔空对话，”一位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友在公众号上回忆，刘欢在课堂上哼唱时，常常沉入音乐、浑然世外。那几分钟，台下学生更像旁观者，看着他边唱边讲、滔滔不绝。唱完后，他再神游回课堂，“颇有‘曲终意不尽，江上数峰青’之风范”。 偶尔，他还会拎一台很大的双卡录音机到教室。比如讲到贝多芬，放一段《命运交响曲》，再嘲讽几句当时的某种流行解读。 他的板书极有特点。中文、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交错出现，字体是花体，工工整整。有学生记得，刘欢经常一边哼歌一边写板书。谈到德国音乐时，他会说上几句德语，还提醒同学，巴赫（BACH）的德语，不要念成“巴迟”。戴维当时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他记得，刘欢提到一些人名、段落、句子时，发音和板书都相当漂亮。 刘欢去世几天后，有人在社交媒体po出他当年的板书，称其为”最美板书“。 上过课的学生们记得，刘欢的课，讲的不仅仅是音乐。提到一位作曲家，他会连带讲出那个年代的时局动荡、那个人的个人经历；说到一个音乐流派，也会把文学、哲学和历史顺理成章地穿插进来。郭宇告诉《凤凰周刊》，那既是一门音乐课，也像“半部欧洲史”。 他形容刘欢的课堂节奏是“张弛有度”——需要学生精准掌握的人名和节点，他会转身工整板书；理论内容过于密集时，他会转而讲一段作曲家的个人经历，或者介绍一部作品诞生时的背景，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现实。 “讲课几乎没有多余的字。”郭宇感叹，这种流畅并不完全依靠临场发挥。他完整听过三遍这门课程，发现每一遍的框架、顺序和关键知识点都十分稳定。他感觉那套课已经被刘欢老师“背”在了脑子里，只有加入的例子会随着时代翻新。 一学期过去，台下最初冲着“歌星”而来的猎奇感早已被冲刷干净。学生很快进入了普通课堂的状态，要记笔记，也要参加考试。“老师的明星感，可能第一节课上完就没有了。”郭宇说。 这门课的考试是开卷，以选择题为主，学生普遍反映，难度不算高，都能从笔记中找到。但由于课程内容密度很大，还是需要做一番功课。刘欢从不在课上点名，有时候也会拖堂，最多拖过半小时。他坦言，西方音乐史放在音乐学院是要讲一两年的，因为内容实在太多。在3个月的课程里，只能给大家讲点儿皮毛。 郭宇说，刘欢是他在校时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没有之一”，“他的好不在于会唱，而在于知道怎样把音乐讲给学生听。” 把课上好 1991年入职对外经贸大学时，时任校长孙维炎和刘欢约定了两项工作内容：每年讲一门课；学校举行新年晚会或重大庆典时，登台演出。除此之外，学校不限制他在校外的发展。 在后来接任校长的陈准民看来，老师不应该一直关在象牙塔里。这所倡导应用型的大学，一向鼓励教师与行业保持真实的联系：教国际贸易的，可以在进出口企业兼职；教法律的，可以从事律师工作。艺术课程也延续了相同思路。学校看重的，是这些人在各自领域积累的真实经验。刘欢在音乐行业里的经历，反而构成了课堂的一部分。学校给予刘欢充分自由度，只要求他一件事——把课上好。 刘欢刚入职时，陈准民担任教务处处长。排课、调换教室、维持选课秩序，是他所在部门的职责。他记得，刘欢的《西方音乐史》开课即爆满。100人的教室，有300人报名，等换到200百人的教室时，报名学生又涨到五六百人。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课都是最难抢的。上世纪90年代，学校还没有网络选课平台，教务处只能约定时间，让学生到现场进行人工抽签。抽中的人会领到一张硬纸壳做的听课证，凭证进教室。 这张硬纸壳成了校园里的“硬通货”。有人把听课证借给室友、朋友。甚至有外校同学，专程骑自行车从海淀赶到朝阳蹭课。听完课骑回去，宿舍时已经临近锁门时间。 每次课前，教务人员在门前核验听课证。等座位坐满，再放没有证的人进去。有人站在过道里，有人坐在地上，还有人挤到讲台两侧。陈准民记得，那不只是座无虚席，而是“水泄不通”。 就这样，学校一次次为刘欢更换教室，从100人、200人，一直换到能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还是装不下。教务处曾向刘欢提出，把课直接搬到能坐500人的礼堂。但刘欢没同意。他觉得礼堂太大，会影响教学效果。他主动提出把一个班拆成两个班，同样的内容讲两遍。 2005年，郭宇从700多人中，幸运抽中了听课名额。他从小学音乐，对古典音乐抱有浓厚兴趣，后来机缘巧合成了这门课的助教。 但他很快发现，刘欢需要助教处理的事务并不多。每次到校，刘欢老师会到办公室稍事休息，问问学校最近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学生对课程有什么新的要求。郭宇负责把学生的意见转达给他，有时也帮他整理课程提纲，或在人数过多时维持秩序。 “他完全不需要我做什么。”在郭宇的印象中，与教学相关的事，刘欢全都亲力亲为。黑板写得满满当当，课间，刘欢就自己一板一眼擦拭干净。期末考试，刘欢通常会亲自监考和阅卷。批完卷子，他把试卷装进一个大皮夹，按学院和学号整齐排好，送回学校的艺术教研室。 一次课后，有学生找到郭宇，说刘欢老师在课堂上讲了那么多音乐，大家却只能靠描述去想象——彼时国内的流媒体平台尚未普及，想听一部歌剧或一首交响曲，除了购买唱片，只能在网上零散搜索。许多作品都找不到合适的版本。 郭宇向刘欢提议，在校园网内搭一个资料站，把课上的曲目放上去供学生课后收听。刘欢当即应允，说自己回去先整理一下。 下一周上课时，他直接带来一块装满1TB素材的移动硬盘。 在办公室的电脑上，他打开硬盘，把目录一层层展示给郭宇看——课上提到的音乐按时期、作曲家和作品分类。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作品较多的作曲家，文件夹里不只有课堂上提到的曲目，同一部作品还保存着不同版本。 “我以为老师只会挑些课上出现过的音乐，让我补充整理。”看到密密麻麻的目录时，郭宇眼泪差点掉下来，老师几乎把自己收藏的整套西方古典音乐资料都搬了过来。 刘欢语气轻松随意，他说原以为一个星期足够整理，但进度比预计的慢，前一天弄到很晚，没怎么休息好。随后他叮嘱郭宇，分类大体做好了，剩下一些细节还要再核对，缺什么随时找他。 不久，这部资料库在学校内网上线。2012年再开课时，学生已经可以访问和收听，好评如潮。

学生们自制的刘欢课程网站。 刘欢最初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时，30岁出头，比学生们大不了多少。有学生回忆，每到上课日，临近傍晚，有时会看见他骑着自行车，慢悠悠地从西门进来，也有人碰见他在校门口买包子。 后来，刘欢的座驾换成了吉普车，每次来上课，车就停在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掐着上课前5分钟才下车，步入教室。遇到来要签名的同学，他总是笑着摆手，“下课再签，上课前不签。”然后走进教室，“像一位置身事外的侠客”。 那时的刘欢上课爱抽烟。上课时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吸得很深，一口下去，可以接着讲上半天话，过一会儿，烟雾才从口鼻间呼出来。有学生记得，最多的一次，他在课上抽了整整两包。刘欢在课上说，自己抽烟、喝酒、吃辣椒，但这些并不影响他的嗓子。 有一次课前，刘欢去学校小卖部买烟，结账时发现没带钱。便把随身带着的两盒空白磁带押在店里，赊出两包烟——整个过程恰好被学生看见，成了校园流传的一段趣闻。 将舞台带入校园 到对外经贸大学任教前，刘欢已经在母校国际关系学院开设过《西方音乐史》课程。 体育媒体人苏群当时在校读书，他记得，那时刘欢留着长发，浓眉大眼，“特别能说”。 每年的校庆和艺术节，是学生最期待的日子。活动通常包括校园歌手大赛，以及刘欢领衔的歌星演唱会。彼时，刘欢已经凭《少年壮志不言愁》成名，却仍住在学校的筒子楼。学生不只在电视上看见他，也会在校园里遇见他，甚至还能在澡堂里“赤诚相见”。校园歌手大赛上，学生认为谁唱得不好，就会起哄、喝倒彩，向台上扔纸飞机。刘欢坐在评委席，为漫天纸飞机中的选手打分。 到了演唱会，他会邀请音乐圈里的朋友来校。苏群回忆，那英、田震、毛阿敏等歌手都来过。大礼堂原有的音响效果一般，他们便在舞台两侧叠起几个黑色音箱，“音响效果一下子就把全场震了”。其他歌手大多使用伴奏带，刘欢则会带来一台电钢琴，告诉学生，这叫“MIDI”。 1991年之后，刘欢把这种校园演出的传统带到了新学校。陈准民记得，刘欢几乎年年参加对外经贸大学的新年晚会。他通常被安排在最后出场，没有固定的节目单，老歌和新歌搭配着唱。 校友们在社交媒体拼凑出当年的歌单——2001年，50周年校庆，刘欢唱的是《Let itbe》；2011年60周年校庆，正值电视剧《甄嬛传》播出，他唱了剧中主题曲《凤凰于飞》。 有时上台后，刘欢会先解释，说大家熟悉的那些歌，他已经唱过很多次了，最近刚写了首新歌，想先唱给老师和学生们听。唱完以后，台下掌声经久不息，他便一次次返场，一晚上唱五六首也是常事。多年后，有学生仍然清楚地记得台上刘欢换气时的动作，“好像要把礼堂的空气都吸干”。 2002年前后，对外经贸大学筹备新校歌。学校面向全校征集歌词，将不同版本整合为集体作词，请刘欢谱曲，《UIBE之歌》由此诞生。后来每逢开学与毕业典礼，旋律总会在礼堂响起。只是这歌唱起来也不容易，有不少同学感叹，“调子太高，实在唱不上去。” 最后一课 对刘欢来说，“老师”的身份，永远排在“歌手”前面。 每年在校开课的3个月，他会主动减少各种商业演出与活动。在郭宇的记忆里，刘欢上课从来没有请过一次假。他记得刘欢的原话是，“一旦开讲，雷打不动”。 作家、纪录片导演祝勇后来也在文章中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在国际关系学院就读，有一次费翔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公布的嘉宾名单中有刘欢的名字；偏偏同一天晚上，课表上也排着刘欢的课。 由于学校没有发出停课通知，学生们仍按时来到教室。坐下来后，大家还在猜，刘欢究竟会不会出现。结果上课时间一到，刘欢准时走进教室。那堂课照常进行。 2005年，陈准民和刘欢一起做客央视一档节目，回答全国考生和家长的问题。有人说自己喜欢音乐，但父母希望他先读一个“靠谱的专业”。刘欢没有鼓励对方放弃学业追逐梦想，他提醒那名学生，爱好可以继续，但首先要想清楚，是否真的准备把音乐作为职业。他的建议是，先把学业完成，再在余下的时间里发展爱好。 还有观众问，怎样才能达到他唱歌的“境界”。“我这也算不上什么境界。”在刘欢看来，喜欢唱歌并不一定要以成为专业歌手为目标，“音乐无论如何是带给大家美好的，也会把你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 这与刘欢的授课理念相通。比起教会学生演奏、创作，他更在意的是，让那些未来会进入不同行业的学生，学会如何理解和欣赏音乐，并在专业学习之外，保留一种可以陪伴生活的爱好。 “不希望学生只懂得谋生的技能。”陈准民将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概括为“国际儒商”：“商”是贸易、金融和法律等专业技能；“儒”则意味着文化素养、审美趣味和健全的人格，“我们希望学生不只是会做生意，更重要的是人格健全。”在这层意义上，他认为刘欢的课所补充的，恰恰是一个人仅靠专业知识无法获得的部分。 2008年，陈准民即将卸任校长时，和刘欢深聊了一次，他祝贺刘欢为北京奥运会献唱歌曲，也表示希望刘欢继续在学校教书。刘欢答应陈准民，说学校永远是第一位的，教师是自己的本职。临别时，他送给陈准民一套与奥运歌曲有关的碟片，在上面亲笔签了名。

2008年，刘欢赠予陈准民的亲笔签名作品集。 2009年，刘欢确诊右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课程被迫中断。2011年秋季学期，做完手术的刘欢重新站上了讲台。再次见面时，作为助教的郭宇问起他的身体情况，并提议在讲台旁放一张高脚凳，让他能半站半坐。刘欢拒绝了，说手术很成功，“问题不大，能坚持”。 就这样，一个半小时的课，他从来都是从头站到尾。 2012年，刘欢以导师身份加盟的《中国好声音》掀起收视狂潮。郭宇明显感到，更多的人涌入课堂。有时候，刘欢在《中国好声音》的学员也会来听课，吉克隽逸、权振东等都曾坐在这间教室里。刘欢向郭宇提起，他请学员来，不是为了给课程增加热度，而是希望他们能补充一些严肃音乐方面的知识，这样创作才会更有深度。 为了不干扰正常教学，每次课只会来一个学员，刘欢的夫人卢璐会坐在旁边陪同。偶尔也有媒体跟随拍摄，也只是在教室后方安静地架一台摄像机，拍一小段就离开，非常克制。 郭宇记得，那一年，有个叫王艺儒的学生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盲选时，没有导师为她转身。录制结束后，刘欢在交谈中得知，她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他和卢璐一直惦记着这事。回到学校后，卢璐特意托学校老师一定要找到王艺儒，想当面告诉她，她唱得很好，一次比赛的结果有许多偶然，但不必因此放弃唱歌。 2012年最后一次课结束后，即将毕业的郭宇向刘欢郑重告别。刘欢询问他毕业的去向，又留下一句话，“以后去做外贸了，也不能丢掉对音乐的热爱。” 那次结课的音频，在刘欢去世后广为流传。 结课语里，刘欢说，音乐本身并不能消除现实中的灾难、困苦与丑恶。做音乐的人和听音乐的人，只是在共同保存一种对美好的追求。他希望学生完成这门课后，能够在生活里为自己留下一处安放心灵的角落。 那是刘欢最后一次在学校讲授《西方音乐史》。郭宇后来回想，或许连刘欢本人当时也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年，这门课再没有开过。陈准民听说，身体状况似乎是主要原因之一。 怀念的是什么 得知刘欢去世的那个早晨，郭宇最初有些发蒙。 手机上，不断有曾经的同学和老师发来信息，他不知道该怎样回复，索性打开电脑，翻看多年前留下的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至今保留着当年的听课笔记和课程素材。 毕业后的这些年，郭宇在国内和海外奔波工作，但音乐一直伴随他左右。十几年后再回望，郭宇觉得，刘欢老师带给自己的，不只是一项音乐爱好，也成为他理解和判断“什么是美、什么是好”的一把标尺。 他整理笔记发现，刘欢在一门课里讲了近80位音乐家。他讲音乐，也在讲人如何和命运相处：比如谈到莫扎特，生活最窘迫时，写出的第四十一交响曲依然明亮，刘欢说，他把个人的苦难留在音乐之外，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职业伦理。聊到赞助制度下的音乐家，有人适应，有人不适应，但贝多芬却发明了第三种活法——不依附某一位贵族，却接受多位贵族的资助和委约，前提是对方必须尊重他，音乐家由此开始要求独立的人格。 戴维也翻出20多年前的课堂笔记，末页还留着刘欢的签名。毕业后，他留校任教至今。

刘欢在李军笔记本末页的签名。 “他并不追求一定要达到某个效果，或者一定要怎么样让你印象深刻。”再次回想起刘欢的课堂，戴维记得，刘欢有交流的愿望，却没有急于说服学生的劲头。讲到兴起时，他会唱，会弹琴，但这些都不是为了掌声。下课后，学生拿着本子围上来，他又会站在那里，挨个签名。 这种“不着痕迹”，后来成为戴维理解教师职业的参照。成为老师后，他越来越觉得，教学不只有知识，还包括教师面对学生时的节奏、眼神、声音和分寸。他把自己视作“教书匠”：既要有匠心，也要有“匠艺”。这种本领不是把课堂变成舞台，而是把原本抽象、枯燥的知识讲清楚，让学生进入其中。 这些年，大学课堂上的工具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戴维并不排斥这些技术，只是偶尔会想到刘欢的课：一个人站在学生面前，不借助太多东西，也能让几百人的教室安静下来。他怀念那种“最质朴的交流”。 有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回忆，刘欢很少在课堂上谈论作为歌手的自己。她把这理解为一种自我约束：在一个以传递知识为目的的场合，他没有把自己的名气和经历变成课堂内容。走进教室以后，歌手留在了门外，讲台上只有一名老师。 沉寂许久的校友群在刘欢离开后重新热闹起来。离散多年的同学们从各自保存的照片、笔记和课堂视频说起，回到当年一起听课的一个个晚上。戴维觉得，大家怀念的，或许不是一个歌坛巨星的去世，更多是刘欢在那些光环背面“普普通通的，让你觉得温暖、亲切、真实”的一面。 假期里的宁远楼828教室空旷安静，桌椅整齐，黑板擦得干净，一名学生埋头自习。校园中，有人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机播放《我和你》，旋律散在秋风里。 也有人回到这间教室。在空无一物的讲台上，悄悄放下一支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