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诺贝尔文学奖，加拿大诗人摘冠

北京时间2026年10月8日下午7时，瑞典学院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以表彰“她大胆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瑞典学院在授奖词中称，卡森的写作游走于古典与现代之间，跨越体裁与艺术形式的边界，以独特的智性幽默和情感深度，为当代文学开辟了新的可能。

安妮·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1981年，她出版了古典学博士论文《我既憎恨又爱它》。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她始终将诗歌创作、翻译工作和在多所大学的教学相结合。她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围绕着语言学家对词语的痴迷与诗人对新意义的渴望之间的交集展开。她本人也认为，词源学是她所有工作的起点。她翻译的古希腊语作品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独立的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对萨福诗歌残篇的诠释《如果不是冬天》（2002），以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厄勒克特拉》（2001）、《安提戈涅》（2015）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们》（2015）。

《苦乐参半的爱欲》（Eros the Bittersweet）在她的长篇散文《苦乐参半的爱欲》（1986）中，卡森为她后来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这本书以精妙的笔触冥想爱欲是诗歌的本质和驱动力，并大量借鉴了萨福诗歌中一个复合形容词，该形容词将爱欲定义为痛苦与甜蜜的结合。正是这种区别——爱人与被爱者之间的距离——赋予了爱欲力量，并推动了诗歌的发展。卡森在写作中通过不断引入相互交织的不同声音来实现这一点。在《苦乐参半的爱欲》中，她谈到了一种“立体视觉”，使她能够“同时保持两种视角之间的平衡”。例如，在散文《未失之物的经济》（1999）中，卡森将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与保罗·策兰进行了对比；在《闲暇时的男人们》（2000）中，她又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并置。正是通过这种往往出人意料的文学组合，卡森突破了叙事自我所束缚的抒情诗，并启发了当代文学的新形式。这种写作方法造就了诙谐而讽刺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游走于古典与现代诗歌之间，也游走于不同的体裁和艺术形式之间。 20世纪90年代，卡森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作品。其中就包括收录于《玻璃、反讽与上帝》（1995）中的《玻璃随笔》。这篇作品展现了长诗的潜力，模糊了体裁的界限。虽然它以诗歌形式写成，但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悲伤和单恋的长篇故事。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了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女子前往荒凉的沼泽地探望孤独的母亲。途中，她带上了自己最喜欢的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勃朗特笔下的沼泽地和内心世界被巧妙地融入到文本之中。这首长诗围绕着三个孤独的女人围坐在厨房餐桌旁展开，同时也是对勃朗特作品的解读，最终转化为一篇关于遗弃的随笔。诗歌需要故事，而故事又依赖于诗歌中跳跃的段落和场景转换，卡森对这些手法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同期，卡森出版了另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常被誉为她最伟大的作品，名为《红的自传：诗体小说》（1998）。这部作品展现了她将古典文学传统具象化的卓越能力。她对当代习语和生活体验有着精准的把握，以公元前六世纪希腊诗人斯忒西科罗斯关于长着翅膀的红色怪物革律翁的诗歌片段为创作起点。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在完成十二项功绩之一时杀死了革律翁并偷走了他的牛群，而卡森则将这个可怕的巨人重塑为一个温柔的“英雄”，一个忠于母亲的英雄，从而创作出一部现代成长小说。年轻的革律翁早年曾遭受哥哥的性侵犯，后来爱上了自负粗鲁的赫拉克勒斯。当你爱上一个最终会毁灭你的人时，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这个气势恢宏、充满抒情特质的史诗体裁中，这个问题始终萦绕不去。卡森曾将无聊形容为她最大的敌人，而她也以辛辣的幽默和机智来对抗这种状态。《丈夫之美：29首探戈的虚构散文》（2001年出版）讲述了她与一位欺骗成性的丈夫之间尖刻而讽刺的争吵，全书共29章，每一章都以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的诗句开篇。济慈关于美即真理的崇高诗句，以一种既残酷又诙谐的方式，与这段令人精疲力竭的婚姻纠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卡森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是《夜》（2010），这件作品是为了纪念她的弟弟迈克尔而作。迈克尔在2000年于丹麦去世前神秘失踪。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深沉的失落感，仿佛从心底涌起。最终呈现的是一件兼具雕塑感和文学性的作品，一个盒状的墓志铭，盒内折叠着照片、信件和其他文字，献给她已故的弟弟。此外，作品中还引用了罗马诗人卡图卢斯的著名挽歌《第101首》，为他同样死于异国的兄弟——迈克尔——赋予了作品时间上的深度。卡图卢斯的这首挽歌也收录其中，令人动容。在卡森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她始终以轻盈的笔触探索写作的可能性，而文学素描对她而言尤为珍贵。《漂浮》（2016）便是这一理念的有力佐证，这部作品由二十二本主题各异的小册子组成，读者可以随意阅读。另一部作品是2024年的《错误的诺玛》，这部作品融合了多种文本，并具有强烈的表演性，卡森在其中跨越了多个艺术和学术领域。她与视觉艺术家、编舞家以及歌剧和戏剧导演的合作，展现了她对文学期待和规则体系的自由态度。正是这种自由，造就了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艺术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