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亚运志愿者回到日本“无退休社会”

明天，名古屋亚运会就将落下帷幕。

比赛期间，受到关注的高龄志愿者们在场馆里引导观众、协助赛事、为游客提供帮助；而比赛结束后，他们也将重新回到日本这个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对他们来说，真正的人生，恰恰从闭幕之后才开始。

ELLEMEN 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2026年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日本65岁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9.6%，到2070年，大约每2.6人中就有1人是65岁及以上，每4人中就有1人是75岁及以上，位列全球老龄化国家首位。赛场之外，关于他们的更多故事正在进行中——关于如何活下去、如何保有尊严的生活日常...... 为2000万退休金 70岁打工人拼了高度老龄化带来的是日本社会整体的养老压力倍增。从日本劳动力人口抚养65岁以上老人人口的比重来看，1990年为5.1人抚养1人，2010年为2.6人抚养1人，预计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900万人，而就业人口将减少1700万人，相当于几乎每一个年轻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

ELLEMEN 再苦再累也要“干到老”，这在日本的保安、保洁、收银、配送、出租车等行业中十分普遍。日本警察厅每年公布的“保安行业概况”显示，截止2025年底，日本全国共有59万名安保员，其中60岁以上的占47.3%，70岁以上占据全体的比例为21.6%，是所有年龄段里最多的，相当于每4.6名安保员里，就有一名年过古稀。 75岁的成合次雄做过水管工和拆楼工，随着体力下降，已无法进行高处作业。得知安保行业会招聘75岁左右的老人后，他抱着希望去面试，入职后负责施工现场的交通疏导。烈日下长时间站立让他的腿和背部疼痛难忍，因此相比原地不动，他反而更愿意在车辆繁忙、需要来回走动的路段执勤。

ELLEMEN 对于还未步入老年的人来说，情况也并不乐观。 2019年，日本金融厅金融审议会一份报告指出，以养老金为唯一收入来源的65岁以上无业家庭，在20至30年的老年生活中，需额外准备约2000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128万，现为85万元）的生活资金。“养老金缺口2000万日元”的说法迅速发酵，虽然这是基于一对典型无业老年夫妇的平均收支差额做的试算，但足以让许多还未步入老年的中青年陷入焦虑——原来退休生活需要那么多钱。再过十几年，当诞生于二战后第二代婴儿潮（1971-1984）的“团块次世代”年至暮年时，为养老而无法退休的情况将越发显著。这代人走上社会时正赶上泡沫破裂后严重的经济低迷期，他们也被称为“迷失的一代”。

ELLEMEN 在《无退休社会》一书中记录过这样一位男性。 2019年，一位年过四十的男性以非正式员工身份工作20年后，依然没有等来转正机会。他从关东的一所国立大学毕业那年，正值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六成的2001年。毕业之后，他在一家对公零售企业做临时工。他并没有懈怠对待工作，然而，在日本社会流行的“应届生统一招聘”的雇佣环境下，社会招聘的路径十分狭窄。非正式雇佣只能获得糊口的薪水，让他即使已过而立许久，仍然住在年过七十的父母家里。与男性相比，女性所面临的就业环境更加严峻。一位同样年龄为40岁出头的女士，在东京的一家公司作为合同工上班。为了完成繁忙的工作，她甚至只有午饭时间可以离开工位。而这样的付出换来的年收入也只有28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万元）左右。每次换公司，待遇和劳动条件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越来越差。非正式雇佣和低收入像两座大山，将日本这代人对于养老的愿景变成一片灰色。中产的“破产陷阱” 目光回到当下，对于成长在日本社会“终身雇佣”制度庇护下，被认为经济上较为宽裕的“团块世代”，“老后破产”的现象正在蔓延。他们一头要承担长寿父母日益沉重的护理负担，另一头还要接济非正规就业比例居高不下的“团块次世代”，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 74岁的佐伯曾是一家制造业公司的营业部长，巅峰时期年收入950万日元，到50岁时，资产已达到了2000万日元。在他的计划中，他打算用退休金还清剩余的房贷，其余的则用于资助子女和孙辈，以及维持房屋的日常开销，他从未想过过奢靡的生活。

ELLEMEN 为了增加储蓄和投资，他把大部分资金投入股市，手中现金持有量仅占20%左右。然而，2008年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让他在恐慌中迅速抛售。由于底部割肉，他没能从随后的市场反弹中获利。没想到到70多岁，由于投资亏损，他的资产缩水至不足1000万日元。妻子体弱需要长期往返医院，佐伯担心手中的积蓄无法给妻子提供稳定的医疗经济支持。71岁时，他决定重返工作岗位，在步行范围内的便利店做兼职，时薪1200日元，月收入约10万日元，加上每月26万日元退休金，填补了他的不安。早在2014年，日本媒体NHK围绕“金钱问题”，采访拍摄了一系列节目，揭露了“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后将纪录片整理成《老后破产》一书。节目采访过一位独居在东京港区的男性田代，他年轻时在啤酒公司工作12年，为开自己的啤酒店辞职创业，经营数年后破产倒闭。终生未婚、没有房产，田代先生只能靠总计10万日元的养老金生活。但房租占6万，实际生活费仅2万日元左右，家中经常断电、一天只吃100日元的凉面度日。

ELLEMEN 跟破产如影随形的是社交关系的离去。居酒屋倒闭之后，存款也花光了。田代先生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怎么靠养老金撑下去。那些曾经平等相交的朋友，他不愿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落魄，更不愿被同情。旅游、吃饭之类的聚会，他开始找借口推辞。推辞得多了，也就没人再开口叫他，“因为没钱，朋友‘关系’就会断掉”。谁才是该被照顾的老人？在日本的另一些老人身上，事情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他们重新走出家门，不再是为了工资，而是去帮助另一些老人。 2013年，日本内阁府记录过一位85岁的老人中岛昭七。每周五，中岛都会来到茨城县境町的一间公民馆，志愿者在那里提前做好便当，再由他骑着自行车，一户一户送到独居老人家里。当时，他负责8户人家。到了老人家门口，中岛不会把饭留下便走，他会主动跟居住的老人打招呼聊天。对一些独居老人来说，每周固定出现的送餐员，也是少数能够说上几句话的人。最初，配餐员是两人一组，后来与他搭档的人退出了，中岛继续一个人送。到了85岁，他已经开始寻找和培养能够接替自己的人：等自己也走不动的时候，谁来给这些老人送饭？

ELLEMEN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日本的爱媛县。2014年，藤坂明子86岁，每周一、三、五早上9点，她会来到久万高原町的一处高龄者日间服务设施，开始准备午饭，一顿大约17份，而吃饭的人同样是一群老人。藤坂年轻时做过宿舍管理员，擅长料理。1997年，当地开办老人日间服务时，因为会做饭，她被邀请来帮忙，这一做就是17年。很多时候，她和其他志愿者会把自己种的蔬菜带来，再做成当地老人过去熟悉的乡土料理，一些已经很少出现在普通家庭餐桌上的菜，也因此重新出现在老人面前。从年龄上看，86岁的藤坂自己早已属于需要被重点照顾的高龄人口，但在厨房里，她又是照顾别人的那个人。直到膝盖受伤，她不得不暂时停止志愿活动。中岛和藤坂的故事放在一起，会显出一种在高度老龄化社会里越来越难以区分的身份：到底谁是老人，谁又负责照顾老人？但如果只把这些故事理解成“老有所为”，可能会忽略它们背后的另一面。因为一个颇为矛盾的场景正在出现：一个因为老龄化而缺人的社会，也越来越依赖老人自己。中岛骑车去看望独居老人，藤坂站在厨房里给其他老人做饭，这些原本看上去只是出于善意的个人选择，也在一点点变成地方社会维持日常运转的一部分。肌肉男都来护理老人了？另一方面，日本的护理行业也开始想办法抢年轻人。 2026年4月，媒体曾报道过日本一家名叫Visionary运营护理服务的公司，雇佣约420名员工担任护理员，提供日常生活支持和上门护理，其中包括约40名训练有素的肌肉男护理员。

ELLEMEN 招聘肌肉男照顾老人的海报（图源来自官网visionary.day）该公司将工作期间两小时的肌肉训练视为正式工作，并承担蛋白质和补充剂等相关费用。目前护理行业面临严重劳动力短缺，但该公司吸引了健身爱好者，2025财年员工岗位收到约1200份申请。护理行业长期面临招工困难，而这种看起来与传统“介护”形象完全不同的招聘方式，却获得了大量年轻求职者关注。公司官网也将自己直接定位为“日本肌肉男最多的护理公司”，其业务覆盖访问照护、生活照护等多个领域。这个略显荒诞的画面，其实和上文中岛、藤坂的故事指向同一个现实：日本真正紧缺的，不只是养老金，而是“照顾他人的人”。一边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还在给另一群老人送饭、做饭；另一边，护理公司不得不用健身、训练和新职业形象，把年轻人吸引进来。两者看似毫不相关，却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需要被照护的人越来越多，而愿意、能够提供照护的人越来越少时，这个社会还能从哪里找到人手？

ELLEMEN 回头看本届亚运会，那些白发苍苍的志愿者真正特别的地方，或许也并不是他们在高龄时依然出现在赛场。而是亚运落幕后，他们脱掉制服，重新回到普通生活。有人继续工作，有人面对养老金和账单，也有人重新出现在厨房和养老设施里。在一个65岁以上人口已经接近三成的国家，老人早已不仅仅是需要被照顾的一方，他们也正在照顾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