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饶毅：中国的科研文化

要净化科研生态。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鼓励基础研究人员潜心钻研，敢于提出新问题、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推动科技界正学风转作风，破除“圈子文化”和“学阀”做派，切实扭转唯论文、唯顶刊、唯帽子、唯奖项倾向，坚决惩治科研腐败。

看到这段话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

Shi Y , Rao Y .China's Research Culture[J].Science, 2010, 329(5996):1128.

中国的科研文化

施一公、饶毅

中国政府科研经费正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增长，甚至超出了中国最为乐观的科学家的预期。从理论上说，这可以使中国在科学与研究领域取得真正卓越的进展，与国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功相得益彰。然而现实中，科研经费方面存在着大量问题——其中一些源于制度，另一些源于文化——这些问题正在拖慢中国本来可能实现的创新步伐。

尽管对于规模较小的科研项目，例如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科研本身的学术价值（scientific merit）或许仍然是能否成功获得资助的关键，但对于政府各资助部门提供的重大项目而言，学术价值的重要性要低得多。这些重大项目的资助金额从数千万元到数亿元人民币不等（当时约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对于这类项目，关键在于每年发布的项目申请指南，它们规定了具体的研究领域和项目。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界定“国家需求”。但是，指南的内容往往规定得如此狭窄，以至于人们很难相信这些所谓的“需求”真正属于国家需求；相反，预定的项目获得者往往已经十分明显。

这些年度指南由科研经费管理部门的官员所任命的委员会制定。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委员会主任往往会听取并通常会配合这些官员的意见。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极少数官员与他们所青睐的科学家之间形成的默契。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压制了创新，也让所有人清楚地看到：与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的科学家建立关系至关重要，而这种关系支配着项目指南制定的整个过程。在中国，要想获得重大科研项目，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把科研做好，并不像同有权势的官员及其青睐的专家拉关系、套近乎那么重要。

这种存在问题的科研经费体制，经常受到大多数中国科研人员的嘲讽。然而矛盾的是，大多数人同时又接受了这一体制。有些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文化甚至会渗透到那些刚刚从海外归国的科研人员的思想中；他们很快适应当地环境，并进一步延续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中国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花费了太多时间建立人际关系，而没有投入足够时间参加学术研讨会、讨论科学问题、从事科研或者培养学生（相反，他们把学生当作实验室里的劳动力）。许多人忙得甚至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单位找到他们。

其中一些人最终自己也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利用人际关系来评判科研项目申请者，而低估科研本身的学术价值。

其实没有必要再向人们详细解释科研和科研经费管理应当遵循怎样的伦理规范，因为中国科研领域大多数掌握权力的人都曾在工业化国家接受教育。但是，要彻底改革这一制度绝非易事。那些从现有制度中受益的人会抵制真正有意义的改革。一些反对这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科研项目的机会，而选择保持沉默。另一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则采取“等等看”的态度，而不愿冒险打一场可能失败的仗。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无论是制定科学政策的人，还是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的人，都已经清楚认识到中国当前科研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败坏精神，并阻碍创新。如今正是中国建立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候——科研经费正在不断增加，同时，摆脱这些有害惯例的意愿也日益强烈，这为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个简单却十分重要的起点，就是把所有新增科研经费都按照科研本身的学术价值进行分配，而不考虑人际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新的科研文化能够、也应当成为科研制度的主要支柱，使这一制度能够培育、而不是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