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二0二六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六十年、文革结束五十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四十年。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和日文版。二0二六年再版的这个版本，没有修改以前版本的观点和内容，保留原有的文字和写作风格，只对文革中一些事件的情况做了增补。为此，本书作者四十年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新认识，在作再版增补的同时，在这一〈前言〉中加以分析和陈述。

1989年5月中旬的天安门广场情景。

“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目光经常越出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现在只知道地球上有生命。人类是自然界的的一部分，人类行为从根本上说，也是自然行为的一部分。在地球上，除了有“自然力量 ”，还有“人为力量”在起作用。核裂变链式反应释放巨大能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利用核能发电，是“人为力量”起作用。机器人是一种信使体，机器人行为也可以有目的，但这种目的是人有意地从外部输入机器人内部的。人类行为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人为行为，也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有意行为或不行为；二是人的自然行为，如逃避灾难。在一个人明知灾难来临时，能够逃避而有意不行为，就不是自然行为，而是人为行为。自发的巨大数量产生的动物或人类群体行为，都是“自然力量”，“自然力量”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人类只能有限控制。直到今天，金融风暴是一种自然力量引发的自然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控制金融风暴，使它成为人类行为。

文革使我知道，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不是什么”人民群众创造的“，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创造的。广义 “创造”包括“倒退”，所以，人类历史的大趋势，可以用AI，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预测也会改变历史进程，这称为“反馈”。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在对他本人“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这是掌握党国大权的人，凭借个人意志力操控的民粹主义运动，这是一种“人为力量”。一九七六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中国大地上产生了一种与十年文革“人为力量”不同的、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一九七六年全国民众为悼念周恩来而爆发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实质上是与文革精神完全相反的运动，但在毛泽东个人意志支配下，4月5日这一天，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是一种“ 人为力量”作用的结果，对“四五运动”的镇压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毛泽东用暴力镇压了天安门运动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去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毛泽东的遗孀江青被捕到邓小平掌握中国最高权力，文革一步一步被否定，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依然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在最近十年来又一次在中国上演。在文革发生六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可以看到，一九八九年6月4日，邓小平暴力镇压第二次天安门民主运动，是毛泽东“阴魂不散”、“人为力量”作用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两个代表世纪精神的重大事件。十五世纪是文艺复兴的世纪，十六世纪是大航海和宗教改革的世纪，十七世纪是科学革命的世纪。十八世纪是能源革命的世纪，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的兴衰, 二十世纪成为战争和革命的世纪。九十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和互联网的兴起预示著世纪精神的大转变，二十一世纪是信息革命的伟大世纪。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可以从人类、自然、人工智能的“广义行为学”上进行分析。把政治、经济看作为“ 人为力量”与“自然力量”以各种不同方式交织的现象，不同的交织方式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有关。对文化大革命，包括天安门事件的分析，有助于今天更好地理解专制独裁、民主自由和民粹主义在人类行为学上的区别。

在保持原有版本的观点和文字内容的情况下。作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两次天安门事件的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新版本时，本文谈一谈宫廷政治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两种力量----“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对中国未来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一大批党内的实力派。在一九六六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直到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宫廷政治”与“革命造反”

文革是中国由几千年历史的王朝政治中经常发生的、强化皇权现象。中国的王朝政治传统根深蒂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一九一二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始以脆弱的“共和制”代替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后，传统的王朝政治以“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存在。

毛泽东在文革中所作的一切，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一九四九年还带有某些“共和”色彩的“人民共和国”，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成了“红色王朝”的君主或皇帝。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从根本上废除共和、依靠民众、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

宫廷政治的特征是权力集中于皇室内部，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权力集中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政治局几个人手中，最高权力的转移没有不可动摇的规则，为争夺最高权力，派系斗争频繁。在毛泽东掌握最高权力的道路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有重要作用。刘少奇从上世纪三○年代以来就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五○年代后期，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刘少奇公开批评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后，把“国家主席”职位让给了刘少奇。在刘少奇、邓小平一起主持工作期间，刘少奇的势力愈来愈大。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毛泽东就怀疑刘少奇威胁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以往毛泽东不带著妻子江青出访外国，当江青看到刘少奇妻子王光美出访外国带著项链、穿着当时中国女人不穿的旗袍时，引发了电影演员出身的江青的强烈嫉妒、林彪对罗瑞卿在军队中权力的扩张、林彪妻子叶群与陆定一妻子严慰冰互不相识时在商店购物时的冲突，杨尚昆对毛泽东安装“窃听器”，这些事件，都成了毛泽东和江青决心清除刘少奇支持者“彭罗陆阳反党集团”的心理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 革命造反”。许多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部分民众“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后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的帮手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一九六六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著恐惧文革重演之心，从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开始，在“ 反自由化”的同时，注意防备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的再起。

两次天安门事件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一九七六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一九八九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剧，而恐惧地认为：“ 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六四惨案”。

1976年4月5日手挽手的第一排右3一人，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作了十多分钟演说，向大家谈4月4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清场经过后，由他发起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游行，主宰了4月5日一天的事件，但此人后来再也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至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左7是陈子明。

在这两次天安门事件中，中国政府都把数十万、数百万民众参加的和平抗议，当作为“ 反革命暴动”而加以镇压。许许多多人长期为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真相而努力。在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我把当时的笔记写成了《四五运动纪实》。一九七八年8月，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我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 真理标准”全国讨论会上，用“哲学幻想小说”的形式，以《宗教法庭・理性法庭・实践法庭》为题做了发言，在《光明日报》马沛文的帮助下，改成近两万字的文章，9月14日用三页全部版面一次刊出了这篇为天安门事件翻案的长篇文章，通过“跨时代旅行”，我访问了十七世纪意大利审判伽利略的“ 宗教法庭”、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法庭”和未来中国“实践法庭”方式，全面肯定了一九七六年北京发生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两个月后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

一九七八年9月14日北京《光明日报》以三版篇幅一次刊登《宗教・理性・实践----访三个时代关于真理标准的三个“法庭”》。上图是这篇文章的报道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