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海边吹风，美军却在风里投毒

1976年圣诞节前三天，爱德华·内文三世（Edward Nevin III）拿着报纸，站在湾区捷运（BART）的站台上等车进城。那天报纸头条写着旧金山国际机场（SFO）的劫机未遂事件，以及邮政局遭遇的“计算机威胁”。但他的目光却被另一个标题死死锁住：“美军在旧金山进行生物战测试”。

报道揭露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1950年，军方在旧金山秘密进行了为期几天的模拟生物攻击。全城无一人知晓，至少有一名75岁的平民在接触细菌后死亡。这个死者的名字，正是他祖父——爱德华·内文（Edward Nevin）。

这篇报道让散居在湾区的Nevin家族终于知道了几十年前祖父的真正死因。虽然这段历史如今鲜为人知，但在当时却引发了民众的震怒与恐惧——美国政府竟然把老百姓当成实验室里的白鼠。

为了防备苏联，先给自己人投毒？

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美国政府做过不少恶事，冷战时期的人体实验绝对是最令人发指的。普通人被偷偷喂食致幻剂LSD，遭受心理虐待，甚至被逼到精神崩溃。1950年代，美国对苏联（Soviet Union）的偏执恐惧达到了顶峰，军方满脑子都是怎么防范生化袭击。

1950年，美国陆军高层拍板了一个荒唐的决定：防止苏联人投毒的最好办法，就是先自己给美国人投毒试试。他们选了全美8个可能被当成目标的城市，旧金山就在其中。为了测试致命微粒在空气中能飘多远，科学家建议军方使用一种叫粘质沙雷菌（Serratia marcescens）的细菌。

这种细菌最早在1800年代初的意大利帕多瓦（Padua, Italy）引起科学家注意。当时村民发现玉米糊总是变成红色，以为是恶魔显灵，吓得请来神父驱魔。科学家后来证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撒旦，而是细菌在作祟。

对健康人来说，接触这种细菌通常没事。但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尤其是住院病人，这种看似无害的感染却是致命的。它会引发肺炎、被称为心内膜炎的心脏炎症、脑膜炎或败血症。更要命的是，这种细菌对许多抗生素都有抗药性，直到今天都很难治。

然而，准备对旧金山喷洒细菌的军方高层，对这些致命细节一无所知。

长达数小时的“细菌浴”

1950年9月下旬，一艘平时用来扫雷的军舰被装上了商业喷雾设备，里面装满了粘质沙雷菌泥浆。军舰停在离岸几英里的海面上，喷雾器全开，细菌随着海风飘进城市。

测试的最后一天是9月27日。画面是这样的：那是旧金山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低矮的云层在水面上飘荡，凉爽的海风吹过，吹乱了金融区（Financial District）匆匆赶去上班的银行家们的头发，吹过了在米慎区（Mission）买菜的家庭，也吹过了在渔人码头（Fisherman's Wharf）看风景的游客。

根据后来解密的军方报告，那天旧金山几乎每个人，在几个小时内，每分钟都吸入了至少5000个细菌微粒。作家伦纳德·科尔在《秘密之云》一书中写道：“在测试的那一周里，旧金山居民每天都在吸入数以百万计的细菌和微粒。”

后来的政府记录显示，细菌飘得比旧金山市区远得多。毒云飘到了科尔马（Colma）、戴利城（Daly City）、索萨利托（Sausalito）的军方监测站，甚至跨过海湾飘到了奥尔巴尼（Albany）、伯克利（Berkeley）、奥克兰（Oakland）和圣利安德鲁（San Leandro）。

“科学方法彻底疯了”

几天之内，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医院（Stanford University Hospital）就开始出现大量罕见病例：全是感染粘质沙雷菌引起的疾病。建院以来他们一例都没见过，现在一下来了11例。

其中就包括75岁的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PG&E）退休员工Edward。他刚做完前列腺手术，没任何并发症就出院回家了。但突然间他病情恶化，用他儿子的话说，经历了“极度的痛苦折磨”。Edward被紧急送回医院，抗生素完全无效。他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周后去世。他儿子回忆：“医生坚持要尸检，显然他们和我们一样一头雾水。”

尸检发现，Edward死于粘质沙雷菌引起的心脏感染。这次疫情爆发太突然也太离奇，以至于一群斯坦福医生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医学期刊论文。

尽管军方当时就知道他们的实验很可能弄死了一个人，但这种测试在全美各个城市又肆无忌惮地进行了16年。在纽约（New York City）的一次“脆弱性测试”中，军方甚至偷偷把装满细菌的灯泡扔进地铁，细菌样本最后在14街到58街的隧道里全被检测了出来。

1976年，随着部分报告解密，这些实验彻底震惊了全美。医生和科学家们最担心的是它的长期影响。在旧金山总医院（San Francisco General Hospital），自1969年以来有24名患者被诊断出由该细菌引起的心内膜炎，其中13人死亡。该院一名主治医生告诉《旧金山纪事报》，这个发病群是全美平均水平的5到10倍，这种激增很可能与多年前的军方测试有关。

得知祖父死因后，身为律师的Nevin III对媒体愤怒控诉：“这简直难以置信——科学方法彻底疯了，就像电影《奇爱博士》，但这根本不是虚构的。陆军部完全无视了人的尊严。”

他代表家族起诉了美国政府。但那时候，当年的实验负责人大都退休了，虽然年迈却毫无悔意。1950年代政府生物战项目的技术总监甚至在法庭上说，湾区民众应该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喷洒细菌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为了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另一位科学家更是大言不惭，说哪怕现在知道了这些后果，让他重选一次他还是会照做。

由于部分政府文件仍属机密，且唯一记录Edward死因的同期证据只有那篇斯坦福的医学论文，法官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内文家族败诉。但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历史站在了他们这边。内文被公认为这场测试的受害者——一个被政府当作赢得冷战“必要牺牲品”的平民。当他的儿子在2017年去世时，讣告中直言不讳地称这起事件为“政府最黑暗的秘密之一”。

这场实验的余波，甚至荡漾到了21世纪。

2001年，湾区一名患有慢性背痛的UPS快递员去诊所打了一针可的松。两天后，他死于细菌性脑膜炎。短短几周内，有三起死亡事件被查出与核桃溪（Walnut Creek）一家药房配制的受污染可的松注射液有关；这些药剂全都被粘质沙雷菌污染了，如果注射在脊髓附近，就会引发脑膜炎。

就像1969年那波心内膜炎疫情一样，科学家们再次怀疑，1950年的实验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湾区的生态系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的一位传染病教授表示，科学家无法排除这样一个理论：向空气中排放数以百万计的细菌，已经永久改变了湾区的微生物生态。

为了证明这一点，科学家需要军方1950年的沙雷菌毒株来跟现代爆发的毒株做对比。但政府从未交出过这些样本——如果它们真的被保存下来的话。

虽然Edward的死摧毁了这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但他的生命在这个家族的世代更迭中留下了回响。他从爱尔兰（Ireland）移民而来，和妻子玛丽在米慎区抚养了7个孩子，看着子孙后代成为护士、教师、警察、律师，甚至当上了戴利城市长。他的生命被强行切断，但他的印记还在。

如今，Edward和他的家人一起长眠在科尔马的圣十字天主教公墓（Holy Cross Catholic Cemetery）。夏日里，柔软的雾气如波浪般在墓地中穿行。只是现在，雾里只有来自大洋的清凉水汽，清新，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