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到底惹了谁？

2026年7月，赵本山的女儿球球在直播间宣布：父亲已经彻底退出演艺圈。商演不接，综艺不去，公开活动不参加，小品也不会再演。

可是就在去年，满头白发的赵本山突然出现在纽约舞台上。一座五千席的剧场全部售罄，观众为他起立。主办方最贵的票卖500美元，黄牛又把前排炒到了1400美元。

一个至今还能把海外剧场坐满的人，为什么始终回不到中国的中心舞台？

很多人把答案归结为薄熙来。可薄熙来2012年倒台以后，赵本山不仅没有立即消失，反而成为2014年央视春晚副总导演。

赵本山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押错了一个政治靠山，而是他把一个演员，做成了东北的民间权力中心。

今天我们就来讲，赵本山怎样建立自己的东北王国；习近平上台以后，用渐冻症的方式，又怎样把这个王国一层一层拆掉。

2008年2月11日，大年初五，本山传媒基地里摆出了一场在今天看来颇为惊人的仪式。

35名二人转演员分批上台，跪在赵本山和妻子马丽娟面前，磕头、敬茶，正式拜师。因为二人转演员大多是夫妻搭档，拜师的徒弟一对接着一对。赵本山坐在台上，一连喝下三十多杯茶。

媒体照片传出去以后，外界一片哗然。有人说这是传统曲艺的规矩，也有人说，这不像收徒，倒像“本山教主”的登基大典。

赵本山回应说，下跪是中国传统，是徒弟对师父的尊重。他还说，自己收徒并不是为了让一群人整天围着他转，而是为了发展二人转。

话没有说错。但是，这35个人跪下以后，得到的远远不只是一个师徒名分。

赵本山是师父，也是老板；是演员，也是导演；是本山传媒的掌门人，也是所有刘老根大舞台的主人。一个徒弟能不能进入公司的重点剧目，能不能在《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中获得角色，能不能被带进央视春晚，最后都需要赵本山的提携与开恩。

过去的二人转演员，常年在东北乡镇、庙会和小剧场里漂泊。今天在这个场子唱，明天去另一个场子讨生活。跟了赵本山以后，一条前所未有的上升通道出现了：先在刘老根大舞台表演，再进入本山传媒的电视剧；电视剧播火以后，演员有了全国知名度；观众又会买票走进刘老根大舞台，看电视里的人现场演出。

小沈阳原来在吉林、辽宁的小剧场唱二人转。2006年拜师以后，赵本山把他带进中央电视台。2009年春晚，一个《不差钱》，小沈阳一夜之间成为全国最红的喜剧演员。

宋小宝的经历也差不多。他从吉林农村的小剧场进入赵家班，先在辽宁卫视露面，再跟赵本山合作《相亲》，很快成为全国明星。

2012年，已经成名多年的黄圣依在公开活动中突然跪在赵本山面前拜师。她背后有公司、有电影资源，也不缺知名度，却仍然愿意当众行这个大礼。因为在中国北方喜剧市场，赵本山拥有的不是一般明星的人气，而是一套能够分配机会的权力。

别的明星拥有粉丝，赵本山拥有门徒。别的老板和演员签约，赵本山让演员叫他师父。

但赵本山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徒弟？

因为在他建立的商业体系里，徒弟不是围在身边烘托气氛的人。他们是各个剧场每天都要使用的演员，是电视剧里可以反复调用的角色，也是赵本山把个人名气变成长期收入的基础。

一场看似古老的拜师仪式，背后已经是一家现代文化公司的组织结构。只是公司章程之外，还有一套更直接的规矩：忠诚于师父。

赵本山很清楚，花无百日红。一个演员的名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把名气变成剧场、公司和一群离不开自己的人，才可能长久。

他对这种不安全感并不陌生。

赵本山出生在辽宁开原农村。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后来远走，他跟着爷爷和亲戚生活。小时候穷到什么程度？一位老同学回忆，赵本山曾经从田鼠洞里掏粮食充饥。他自己介绍身世时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娘死爹远走，我的生活不如狗。”

教他谋生的是盲人二叔赵德明。二叔会拉二胡、吹唢呐、弹三弦，也会唱二人转。赵本山跟在旁边学，后来演盲人惟妙惟肖，也来自这段生活。

1982年，赵本山凭拉场戏《摔三弦》在东北走红。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来自姜昆。姜昆到东北演出时看中了赵本山，把他的录像带回北京推荐。赵本山几次冲击春晚都没有成功，直到1990年，他才凭《相亲》第一次出现在央视舞台上。

从那以后，中国人的除夕夜开始出现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穿着旧衣服、看上去有点狡黠的农民。赵本山演的是小人物，说的是大白话，却能让全国观众等着他出场。

春晚给了赵本山全国知名度，赵本山很快发现，这种知名度不只能换来演出费。

1993年，他成立本山艺术开发总公司。公司早期做过广告，也做过煤炭、运输等生意。赵本山那时还没有一套清晰的文化产业蓝图，他先解决的是资本问题：用演员的名气挣到第一桶金，再把钱投进能够由自己控制的生意。

2002年前后，赵本山开始经营沈阳大舞台，后来把它改名为“刘老根大舞台”。2003年，本山传媒的前身辽宁民间艺术团成立。

从这里开始，赵本山不再只靠个人演出赚钱。他自己培养演员、自己包装、自己拍摄，再用自己的剧场变现。

2008年，刘老根大舞台一年演出两千多场，收入接近一亿元，位居全国演出团体前列。到2013年，本山传媒公布的数据是：分布在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泰安等城市的八家剧场，总收入达到2.5亿元。

辽宁大学甚至与赵本山合作成立“本山艺术学院”。一个初中没有读完的农村孩子，最后成了大学里的二人转教授和学院院长。

赵本山还在沈阳郊外建设了占地约300亩的影视基地。媒体估算，这块最初投资约8000万元的基地，后来价值可能超过10亿元。他在海南规划文化旅游项目，在各地开设剧场，甚至一度进入足球俱乐部。

2010年，一架加拿大庞巴迪挑战者公务机降落沈阳。飞机被称为“本山号”，媒体报道价格大约两亿元。赵本山成为中国最早拥有私人飞机的明星之一。

那是他最风光的时候。

但是在飞机交付前一年，赵本山突然在上海病倒。医生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原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手术后醒来，他曾问身边的人：“我是不是有点作大了？”

这句话后来成了赵本山最终命运的一个预兆。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穿着破棉袄、在春晚上扮演穷农民的演员。徒弟在台下跪拜，剧场遍布多个城市，电视剧在几家卫视同时播出，地方政府把他的名字挂上大学、学校和文化项目，私人飞机随时可以把他送到全国任何地方。

赵本山有钱，却又不只是有钱。

在东北，能够用钱解决的事情，他当然可以解决；很多用钱解决不了的事情，人们也开始相信他能够解决。

于是，演艺圈里流传起一句话：过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

赵本山的影视基地里，有一层楼很少对外开放。

据当年记者实地调查，这层楼装修豪华，主要用来宴请重要客人。大厅墙上挂的不是赵本山的舞台剧照，而是他与各路高官的合影。能够走进这里的人，不需要别人解释，也知道这些照片代表什么。

其中最醒目的一张，是薄熙来抱着赵本山的龙凤胎儿女。墙上还出现过周永康、王立军等人的照片。薄熙来、王立军出事以后，这些照片又陆续从墙上消失。

它们挂在墙上时，是赵本山展示给宾客看的政治资本；风向改变以后，又成了需要尽快清理的政治风险。

赵本山与薄熙来的交往，很早就开始受到关注。薄熙来1990年代在大连主政，2001年出任辽宁省长，2004年调往北京。正是在薄熙来掌管辽宁的几年里，赵本山从全国知名演员迅速变成文化企业家。

地方政府把赵本山当成辽宁的文化名片。赵本山也需要政府提供剧场、土地、电视台、学校和旅游项目。本山传媒后来被文化部评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又连续进入“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这个商业帝国从来不是在政治之外生长，而是在政治资源的帮助下扩张。

王立军则是另一条更有东北江湖气的关系线。

王立军从铁法市公安局起步，后来担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再到锦州、重庆。赵本山的大本营也在铁岭。两人有过公开合影，王立军调往重庆以后，赵本山和弟子仍曾与他同框。

在中国，演员认识官员并不稀奇。真正稀奇的是，赵本山身边的政治人物、商业伙伴、徒弟和地方资源，逐渐汇集成了一张以他为中心的关系网。

地方官员需要赵本山。他能带来投资、旅游、城市知名度，也能在重要场合迅速召集一批全国明星。商人也需要赵本山，因为他不仅有观众，还有通向地方官场的门路。演员更需要赵本山，因为他能决定谁能一夜之间被全国观众认识。

“有事找本山”因此不是一句普通的恭维。它传达的是一种社会认知：出了山海关，在东北，赵本山说话有分量。

那几年，围绕赵本山最惊人的政治秘闻，是薄熙来如果进入最高权力层，准备让赵本山出任文化部长。

这个说法在海外中文圈流传甚广。它之所以让人相信，不是因为赵本山公开表达过从政愿望，而是当时的赵本山已经很像一个不需要中央任命的“民间文化部长”。

这已经超过了一个演员通常拥有的社会位置。

赵本山的作品从不反对共产党。他很早就明白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也一直把讽刺留在体制允许的边界之内。

1995年春晚，小品《牛大叔“提干”》讲的是牛大叔为了给村小学安装玻璃，拿着乡长的批条去找乡镇企业的马经理，却撞上一场用公款置办的宴席。

但这已经是审查之后的版本。编剧崔凯后来回忆，1995年春晚总导演赵安原本要求他写一个批评领导干部公款吃喝的小品。最初的故事发生在乡政府，牛大叔要找的人就是乡长。排练时效果很好，却没有通过审查。一位领导认为“大过年的批评人家乡镇干部不好”，于是“大笔一挥”，要求把乡长改成乡镇企业经理。

修改后的成片里，乡长退到了幕后，只剩下一张批条。牛大叔来到企业找马经理，马经理本人没有出场，范伟饰演的胡秘书误把牛大叔当成马经理，让他坐到宴席上陪客。胡秘书忙着安排甲鱼等酒菜，真正需要解决的学校玻璃却始终没人过问。最后，牛大叔扯下甲鱼身上的蛋，讽刺自己为村小学装玻璃的没有办成，倒在这里学会了“扯蛋”。

有人后来总结，赵本山对权贵的讽刺，最多只到乡长为止。

赵本山当然知道，乡长不是权力的尽头；他更知道，舞台上的讽刺只能到此为止。他可以演贪吃、撒谎、爱面子的基层干部，却不会追问是谁赋予这些干部权力。他让观众笑一笑现实，又不会让笑声越过体制允许的边界。

赵本山能够在央视春晚连续走红二十多年，靠的不只是喜剧天赋，还有对政治气候近乎本能的判断。

2012年，这种判断力遭遇了一场巨大的考验。

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重庆政治地震爆发。薄熙来被免职、调查，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围绕赵本山和薄熙来、王立军的各种说法迅速涌出。

在很多人看来，赵本山的命运已经结束了。他押错了人，靠山倒了，接下来必然遭到清算。

可是两年以后，赵本山不但没有倒，反而坐进了央视春晚导演组。

2012年，习近平上台，赵本山没有出现在央视春晚。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身体和节目问题。2013年，他又公开宣布退出小品舞台。

这个时间与薄熙来案重合，给后来所有“赵本山被封杀”的故事留下了一个看似完整的解释：薄熙来倒台，赵本山随之失去春晚。

但2013年7月，中央电视台邀请冯小刚担任2014年春晚总导演，同时请赵本山出任副总导演和语言类节目负责人。

赵本山虽然没有亲自演小品，却开始审看别人的小品。他从一个春晚演员，进入了决定春晚语言节目内容的导演组。

当时他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从这个舞台出来的，老百姓认可，领导信任，如果不出来，太对不起大家。

“领导信任”四个字很重要。

如果薄熙来2012年倒台就已经决定了赵本山的命运，央视不可能在2013年把下一届春晚的语言节目交给他。薄熙来案确实让赵本山失去靠山，也让他过去经营的政治关系变成危险资产，但那还不是最后一击。

赵本山甚至一度完成了惊险过关。他迅速与出事官员拉开距离，继续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公开表达任何不满。到了2014年年初，他仍然站在中国文艺权力的中心。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几个月以后。

而且它最初看上去，只是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没有按时播出。

2014年9月22日，浙江卫视原定播出一部电视剧，名字叫《爹妈满院》。导演阚卫平，主演包括赵本山、小沈阳、宋小宝、王小利等大批赵家班演员。

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农村留守老人，以及子女怎样重新承担养老责任。按照过去的经验，这正是本山传媒最熟悉、也最安全的农村题材。

然而就在开播前一天，电视台突然叫停。浙江卫视电视剧宣传部主任后来告诉记者，他们临时接到广电总局指示，因为“题材问题”停播，电视台也很被动。

本山传媒已经拍过那么多农村剧，什么叫题材问题？没有人进一步说明。《爹妈满院》就这样从节目表上消失了。

这次停播前不到两个月，201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薄熙来背后的政治网络已经倒塌，周永康这条线也被公开掀开。赵本山过去挂在墙上、用来向宾客展示的关系，此时已经全部变成风险。

但只靠薄熙来和周永康，仍然解释不了赵本山接下来遭遇的一切。因为就在清理政治关系的同时，习近平也在把文艺领域的决定权进一步收回中央，开始了一场文化领域的习近平式的改造。

早在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要求宣传思想部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这次讲话首先给宣传系统划出了新的责任：谁的地盘上出现不符合中央要求的声音，谁就要负责。

四个月之后，2013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3月24日，深改组下面的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公开负责人：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副组长。

习近平在最上层定方向，刘奇葆、刘延东和宣传文化部门负责向下执行，一场隐蔽的新时代文化革命悄悄展开。

党媒在解释领导小组怎样运作时，曾经说得非常直白：这种小组“既不进入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不挂机构牌子”，办公室却可以通过会议和文件，协调它所管辖的工作。

这就是中共熟悉的工作方式。公开挂牌的文化部、广电总局和地方文联都在台前，真正决定方向的却是党内小组。小组通过方案，方案分配给各个部门，再由电视台、学校、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分别执行。

2014年10月15日，这套由中央定方向、各部门执行的办法，具体落到了作家、演员和文艺机构头上。习近平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艺工作座谈会，给整个文艺界指明方向。他在讲话开头说：“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我早有考虑，直到现在才有机会。

党媒当时还披露，这场会由习近平亲自提议，筹备了大半年。与会者谭利华回忆：“从开始会议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都是习总书记亲自主持。”

这一年，他已经在不同场合反复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月，他向中央政治局讲；5月到北京大学向大学生讲，又在上海向领导干部讲；随后向小学生讲；6月向两院院士讲；9月到北京师范大学向教师讲；到了10月，终于轮到文艺界。

从干部、学生、儿童、科学家、教师到演员和作家，同一套价值标准被逐个压到不同社会群体头上。文艺工作座谈会，是这场思想改造进入演艺圈的标志。

这场会议的名字和语言，都让人想到72年前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再次引用毛泽东那句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要求文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些概念不是习近平新发明的。真正的变化，是他要把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标准，重新套到一个已经市场化、商业化的文艺领域。

习近平在会上提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他说：“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

这些话几乎逐项击中了赵本山赖以成功的东西。

赵本山的二人转来自东北民间。它的生命力就是观众爱不爱看，愿不愿意买票。小剧场里的二人转更加粗粝，荤段子、性暗示、拿残障人士和穷人制造包袱，长期都是批评者攻击赵本山的理由。